《行政许可法》于7月1日正式实施。同一天，北京三位出租车司机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北京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出租车管理处联名提出个体经营出租车申请，北京市交管局以总量控制为由不予批准。7月16日，他们再次递交《关于要求举行听证会的申请》，要求对不予办理个体出租车经营的批复进行申辩，这次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不予接受听证申请。”

　　出租车司机的勇敢行为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如何评判和检验《行政许可法》的生命力？

　　《行政许可法》的生命力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使行政权力受到法律限制，从而真正成为“有权利之权力”，而非“无权利之权力”。正义和秩序一直是人类社会追求的双重目标，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审判权的行使，摆脱意志的干扰；秩序的实现有赖于治理权的行使，意志的实现。前者凭借法律达到目的，后者凭借强力达到目的。两者并非总是协调发展，存在矛盾和冲突，一方总是希望替代另一方。不过，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审判权和治理权平衡的历史，通过两者的平衡，既使政府权力能够实现秩序目的，又使政府权力能够受到法律限制。很显然，行政许可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行政权力，也需要平衡审判权和治理权，既保证秩序，又实现正义。一方面，《行政许可法》的目的就是平衡这两种权力，兼顾秩序和正义；另一方面，能否在保障秩序的同时限制政府权力也是判断《行政许可法》是否有生命力的标准之一。

　　《行政许可法》的生命力在于保障个人权利，调和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行政许可法》限制政府权力，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由于个人权利的行使可能产生“外部性”，这样，私人利益的行使可能有损公共利益，为了实现公共利益，需要部分地限制私人利益。事实上，无论是《行政许可法》规定可设定许可事项，还是规定不可设定许可事项，都是以公共利益作为准则。不过，公共利益也给侵犯私人利益提供了借口和托辞，从来都没有抽象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总是体现在一个个私人利益之上，体现在私人利益之间形成的共同利益之上。因此，《行政许可法》的生命力就是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实现私人利益；在保障个人权利的同时，实现公共利益。

　　《行政许可法》的生命力在于促进经济自由，而不是限制经济自由。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最近出版了《2004年世界经济自由报告》，该书将经济自由定义为“经济自由的关键构成要素是个人选择，自愿交换，竞争自由以及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保护。如果制度和政策能够为自愿交换提供平台，能够保护人身和财产权利，使其免受侵略者利用暴力、强制和欺骗等手段获取不属于他们的财产，那么该制度和政策就与经济自由相一致”。而他们的研究表明，经济自由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减少腐败，保障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而《行政许可法》的很多内容都涉及到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那么政府是否成功地实现了这一职能，其关键在于它是否促进了经济自由，而不是阻碍经济自由。

　　当然，《行政许可法》的生命力还体现在很多方面，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三个标准足以判断《行政许可法》是否真正地具有生命力。这些标准也应该成为《行政许可法》的准绳，不能够违背这些根本性原则。

　　按照这些标准，北京市运管局拒绝受理的理由显然是行政性目标和考虑，这恰恰与《行政许可法》的精髓相反，即通过法律限制意志，通过法律限制权力，通过许可保障个人权力，通过许可扩大经济自由。

　　如果《行政许可法》能够发挥其生命力，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调和私人和公共利益，促进经济自由的发展，那么《行政许可法》即使不完善和不精致，它也不会变成“字面理论”和“纸面图画”。

　　李文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