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龙

　　富人一餐饭，穷汉半年粮，这句经典概括贫富差距的锥心之语，现在已大大过时，远远地不足以涵盖事实了。广东陆丰县的一些官员们在“人民大厦”一顿吃掉15万元，何止给穷汉吃半年，半辈子都不止，中等地区的一个农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算3000元吧，一顿饭，农民得流血流汗50年。罪过！罪过噢！

　　广东“人民大厦”猛吃“人民”的事情，并不是特例，可能还只是个“小儿科”，顶多是个“中儿科”，前一二年吧，西安就出现过一顿30万的豪宴，前不久曝光的湛江某县一个小小的教育局，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吃掉教育经费620多万元。在大范围内，像陆丰县那样鲸吸海饮民脂民膏的事情，比例也许不大，还不具有十分的普遍性，但“革命小酒天天醉”的，在“革命队伍”中几乎无有幸免的了。有哪个单位敢对着烈士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起誓，从没有公款设过宴？大单位大吃大喝，小单位小吃小喝，好单位猛吃猛喝，差单位穷吃穷喝。这确实值得搞一个调研，在政府及其部门的行政成本中，工资占多少，公车占多少，公款吃喝又占多少；在一些地方，工资都发不出，但海吃山喝一点也不含糊，说其为行政的第一成本，也许基本上接近于事实。

　　公款吃喝，由来已久，上面下发的禁令文件，据好事者之不完全统计，不下百件，百把个文件为何管不住一张嘴？这里头，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对公款吃喝的定性问题。在各种法规之中，从没有挥霍罪、吃喝罪；很多地方，特地设置了专门陪吃陪喝的行政机构，吃喝被视为工作，视为天经地义。把公款分光，有可能“头发剃光”进班房，而把公款吃光，则是神采奕奕满面光，法律法规没有“圈套”来套它，纪检监察也莫奈其何，又没有把公款兜进袋子里，这算什么呢。所以，在很多种腐败方式之中，公款吃喝越来越成为安全系数最高的腐败，公款吃喝也因此成为各种腐败的“大麻袋”，三陪四陪，嫖娼买春，费用都可计入其中，不过是多加一项“麻辣野味”的菜单而已，而其他不是开餐的乱七八糟的发票，也多以餐费充之。现在纯粹的贪污很少了，聪明的贪官到餐馆去开票就能将公款套汇而进自己的口袋，查都没法查。在广东陆丰这个案子里头，就有这样的猫腻，在“人民大厦”一楼有间礼品房，里头有各种上千成万的礼品，客官吃喝后，可以“各尽所能，按需带走”，当然不是白拿，需以烟酒或菜单方式打入餐费之中。

　　雷公不打吃饭人，这是在下家乡的一句俚语，其意思是，只要你在用餐吃饭，不管你怎样得罪了天地，雷公都不会打你，对待公款吃喝，我们是雷公吗？贪污要打，挪用要打，行贿受贿要打，吃喝为什么不能打呢？贪污兜在袋里，吃喝兜在胃里，袋里胃里都是兜，怎么处理起来却差别有宵壤？雷公不打吃饭人，其实还有层意思，因为他是吃饭人，不是吃草人，不是无恶不作毫无人性的畜牲，所以不打。而那些慷国家之慨，饱个人酒囊饭袋的酒桶饭桶，不顾几千万人没脱贫困，不顾千万孩子上不起学读不起书，在那里张开血盆大口大肆猛吃民脂民膏，这算是讲党性有良心的“吃饭人”吗？与吃草的东西有何异哉？对待吃喝，我们不是没有举措，但措施甚软，比如征收开餐基金之类，让人恍觉如无，不过是行政措施而已，有几人被判过刑的？广东陆丰县“人民大厦”吃“人民”的事件，凸显出来的，是我们对公款吃喝认识与定性的估价不足，是对其惩戒机制的极大缺失。因此，治理滥吃滥喝，套一句官话，确实是要“加大力度”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