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政府官员王勇的死掀起一阵波澜。

　　官员自杀或官员神秘死亡已不是新闻了，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往往是这些官员的行政级别，或者是死的场所以及死时的身边人。

　　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因为这种心态越来越多地受到对官员道德无意识怀疑逻辑的羁绊。对官员之死的性质判定越来越滑向主观和个人好恶的先入为主：凡官员自杀，总不会离开“腐败”；自杀官员级别越高，说明反“腐败”成绩越大，事件越轰动。

　　在王勇跳楼自杀后，各种传言甚嚣尘上，一度扰乱视听。一位自称为王勇老乡的人公然表示，“王勇可能与一桩经济事件有关”。

　　这种臆测性质的“危言”旦旦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群的认识。这是一种知情权的扭曲。不只是一般百姓，就连专家也在各种场合表现“抽象”的意识———“我的看法，对位高权重的官员自杀，不能混同于普通人的自杀，恐怕他们的自杀与整个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的这番话是其中重要的声音。

　　专家的话适用于任何被定性为腐败官员者的自杀事件。但是，专家往往忽视了这样一种现实：在官员自杀定性之前尤其是官员道德定性之前，当事官员其实是不宜作为说明反腐败强势之标本的。但专家还是间接助长了“民间怀疑”的激烈、超前情绪。正是这些“成分”组合起集体无意识怀疑。

　　应当看到，笼罩在官员之死上的神秘色彩往往被人为地模糊也是官员之死遭到集体无意识怀疑的重要原因。

　　而王勇自杀真相得以及时公布，特别是公安部门“王勇之死是因患抑郁病症”的认定，使得这一不幸事件的“不明氛围”被改变。这说明，建立一种通畅的发布机制，用政府公开、公正、及时、澄明的声音把官员之死的真实情况告知于众非常关键。在江西上饶原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事件发生一年之后，“自杀报告”才姗姗来临，从时效性、权威性上说，这只能是一种败笔。它提醒我们，必须致力解决“官员之死”真相发布机制上的一些弊端，如此，才能尽快与舆论实现“共鸣”。

　　王勇之死，某种意义上只是“普通人之死”，他的官职之所以成为人们想象力发挥的“元素”，发人深思。

　　《江南时报》 (2004年08月01日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