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毕小刚在有关水价调整新闻发布会上说，针对现有非居民用水特别是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存在的浪费现象，以及指标过宽、管理不严、收费力度不大等问题，从今年8月份起，将压缩党政机关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指标，并将对超额用水按规定分别予以2倍至4倍的加倍收费，还要公开曝光（上海《青年报》要闻02版8月1日）。而笔者觉得，要控制机关用水浪费（指标）仅有加价收费是不够的。

　　众所周知，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的生存方式不同于企业，机关是靠财政拨款来保证正常运转的，而企业则是靠市场营利来维持的，因此由于二者的资金来源的不同，加价收费的办法对二者的影响也完全可能不同。也许对企业来说，当水价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对其的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成本高低又直接关系到其在市场的生存与竞争问题，所以，水价调整对其的影响是可预料的；但机关则不同，由于生存方式的不同，水价的调整作用也许对其影响并不大。因为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城市机关，特别是一个大城市的机关来说，也许加倍后的水价对其的影响并不一定会像企业这么大，应该说，这同样也是可以预料的。

　　还有，在社会影响上，如果一个地方政府所推出的节水政策，在社会效果上如只对企业单位产生影响，而对自身却没有足够的影响时。那在此情况下，不仅说明这个政策自身存在着一定缺陷，且如一旦出现机关用水超标，虽也加价收费，但这费用毕竟还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在此意义上来说，行政机关的超量用水不仅使纳税人受到损失，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行政机关自身的形象。因为很难想象：如果一个正在推行的行政政策，有行政机关自已都没有很好的执行，那社会公众会怎样想？如此，行政机关及官员的示范效应又是什么？所以，党政机关超量用水的消极后果应是多方面的。

　　所以，无论从行政机关的资金来源看，还是从机关及官员所应具备的社会影响看，对机关的用水量控制，如果仅仅只有经济手段是不够的，因为提高价格只是市场办法，也许对市场主体有作用；但对不是靠市场生存的机关来说，可能作用不会大，相反弄得不好，还可能有消极的社会后果。所以在此条件下，有关用水决策机关还应思路再开阔一点，要在决策前多几个“可能”的设计，否则，考虑不周很可能会造成被动，损失也将不仅是经济上的，而是多方面的。(稿源：红网)(作者：周义兴)(编辑：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