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于7月31日出版发行。据了解，书中部分章节提前在《收获》上刊登后，引起了争议，而争论的焦点便是该书的“真与假”问题。从《文化苦旅》到《借我一生》，余秋雨一直被媒体所包围。有人说他是“文革余孽”，有人说他“拒不认错”，也有人说他是“文化骗子”。但是，他的书一直在畅销，他的身影经常在一些公共活动中出现。媒体的批评和读者的认可形成巨大的反差。在他的生活经历中，他曾经担任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但后来又辞职了。真实的余秋雨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借我一生》又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他是率真还是轻狂？他是在反思还是在辩护？他是在剖白还是在躲藏？他是“堂吉诃德式”的斗士还是“文化群殴”下的叛逆？在记者采访中，针对大众关注的问题，余秋雨一一作答。

　　记者：有人对《借我一生》中“文革”部分表示质疑，认为作者在对那段历史的把握上超过人们的预期值，但对自己的反省上避重就轻。对于这样的“真实性”你怎么评价？

　　余秋雨：不管是说“失实”，还是说“避重就轻”，都是因为他们对那种“实”有一种预设的期待，但这种期待是由余杰、古远清等人的诽谤造成的。不少人厌恶他们的态度，却也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他们诽谤内容的影响。

　　不能责怪上当的人，因为余杰、古远清等人在造谣的时候装出一种证据确凿、信誓旦旦的口气，很难让人完全不相信。但是，大家把他们往正常的路上想了。谁能料到他们的指控完全不可理喻呢？

　　我写这本书，决不想与诽谤者辩论，也不想对媒体和读者表白。我只写自己的内心感受和人生路途。如果有人在所谓的“真实性”上说三道四，我只想说一句：你们已在全国报刊上编造我的经历那么多年，为什么就怕我本人说几句呢？难道中国公民自身经历的真实性，永远在批判者那里吗？

　　记者：“文革”纵容了人性恶，社会失去秩序，善意和公正被噤声，大部分人屈从于人性的弱点。我想问的是，在那段特殊历史环境下，人性的弱点在你身上有多少呈现？时过境迁你对自己的反省结果如何？

　　余秋雨：灾难会诱发人性的弱点，但也能淬炼人格的光辉。请想想，我在十几年前“仕途亨通”的时候为什么毅然辞职？为什么近十年来面对如此狂风暴雨的诬陷，仍然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全是因为从那十年的灾难中获得了人格力量。

　　我在“文革”中的弱点，《借我一生》的第五卷第二章“那一叠纸条”里有剖析，结果也必然与人们的期待相反。我写道，爸爸去世后我发现了他当年在关押地写给造反派的很多借条。为了我们全家的生存，他在向暴力哀求。由此我痛苦自省，我毕竟没有被关押。如果能与造反派关系好一点，爸爸也许就不必那么苦了；如果我在1968年不拒绝大批判，也许能留在上海照顾可怜的全家了；如果那时跟着写一些附和文章，也许爸爸和全家能早一点过正常生活。

　　我的这种反思，是余杰、古远清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他们要求我做的“反省”、“忏悔”，万万不可答应，就像我们虽然有很多缺点，却万万不可在造反派的批斗会上低头交代一样。君子过于自责了，那些人就以为自己是审判官了。因此，善良的人们更不可天真，决不能把精神世界的审问权交给那些人。如果交了，将会把朗朗天地重新变成地狱判殿。

　　记者：很多人对你的批判不肯罢休，是因为他们觉得你不够率真，不肯承认自己在“文革”中有污点。换句话说，很多批判是针对你的做人方面。包括你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和出镜率高，被认为是内心浮躁、好出风头。你的某些做法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文人的要求？如，做人要低调内敛，学者要甘于寂寞等。

　　余秋雨：为了讨好别人不断矮化自己的人，才不率真。把自己身上不存在的污点说成是污点，既侮辱了自己，也侮辱了天理，侮辱了历史。我参加社会活动极少，谁见我参与过什么协会的活动，或出席过什么会议，或召开过自己书籍的新闻发布会和研讨会？更没有主动上传媒，只是应邀参加了三次电视行动：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欧洲之旅”和在中央电视台的歌手大赛任综合素质评委。可能做得还不错，受到了观众欢迎，引起了那些人的嫉妒，又刺激了有些人的名利欲望，事情就这么简单。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文人的要求，今天中国文化界没有人在遵守。这只是少数人希望别人息影噤声的借口。他们自己如果真是“内敛”和“寂寞”的，怎么把我这个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人当做靶子，年年月月在报刊上大喊大叫？他们这么多人集体高声地喝令一个人安静，已经喝令了好些年，那个人至少也能回一句嘴吧：不安静的到底是谁？

　　即便是堂堂中央电视台，历来邀请我十次我最多答应一次，现在连一次也不愿答应了。试想，这种情景落到那些喝令者自己身上，会怎么样？《借我一生》有很多篇幅，写了中国文人的重重虚假。我正是为了摆脱虚假才出走的。因此，那些人批判我，主要是批判我对一种集体心态和生态的嘲弄。仅仅嘲弄也不至于让他们生那么大的气。他们最生气的是，我把这种出走和嘲弄变为了一系列正面行动，产生了成果，又被广大读者和观众接受了。他们也想这样做，却没有勇气，于是就骂。因此，我把骂声当做自己这些年生态选择的注释，把骂声当做掌声。

　　记者：你怎样理解一个人性化社会道德的“理想态”？怎样理解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建设性？

　　余秋雨：我用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理解。我行动的挑战意义也就是我选择的道德意义。但我声明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今天中国媒体间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古远清、余杰他们，他们的任何谎言、奇谈、痴语都能大篇发表。

　　对我而言，独立精神就是即便被他们糟践至死、无人救助，也要以最后的嗫嚅坚守事实真相，坚守自己的观念和人格。“虽千万人，吾往也。”

　　记者：有人认为，社会公众人物应该对于公众或传媒的质疑有相当的承受能力，即“名人没有隐私”，对此你怎么看？面对批评，你认为批评本身和媒体的压力哪个更让你觉得不堪重负？

　　余秋雨：对此，国人有极大的误解。中国很难找到西方概念上的所谓“社会公众人物”。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对社会问题并没有独立的发言权，因此也不存在完整的社会影响力，更没有歌星、球星那样对民众的游戏性裹挟力。在中国，真正的“社会公众人物”应该是今天的批判干将。因为他们天天操弄着人们的荣辱，左右人们的视听。他们是谁？！这是最重要的。例如古远清写了那么多骂我的文章，有没有人问他一句：古远清，你是谁？你在“文革”中有什么证人证据，能证明你没有做过坏事？如果不是，那你为什么独独对一个在“文革”中拒绝造反的人那么仇恨？《借我一生》写道，“文革”中歹徒拿着鞭子要“牛鬼蛇神”交代历史问题。一开始被害者一一申辩、交代，后来终于产生了疑问：你们是谁？为什么你们有资格拿着鞭子责问我们？你们不就是真正的“牛鬼蛇神”吗？

　　至于压力，我没有感到，只感到愤怒。

　　记者：你所说的“退出文坛”确切地说是什么概念？

　　余秋雨：（不回答）。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