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婚后长时间未孕，湖南长沙的李伟夫妇曾经奔波于湖南和北京的几家大医院之间。医生告诉李伟，他患的是“无精”症，以目前的医学水平而言，这尚属不可治疗，要生育只能依靠“胚胎移植”。

2004年3月份，李伟偶然知道了北京新兴医院的咨询电话，医院咨询小姐答应“能治”，随后李伟收到了有关宣传资料。7月8日，李伟夫妇来到北京新兴医院。他们在医院花费8000多元钱买了药，但病最终没有治好。

2004年7月初，按照北京新兴医院广告上所留电话号码，《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以患者的身份，4次致电该院咨询有关医疗事宜。虽然每次接听电话者不同，但语气和内容几近一致。

第一次打过去，一位自称“兰大夫”的女士接了电话。记者称自己结婚4年，妻子一直未孕，经检查是女方输卵管畸形，先天性不通，想问新兴医院能否治好。

对于这一问题，语气温柔的“兰大夫”始终未予正面回答，只是竭力劝说记者一定要到新兴医院来看看。“我们医院的每位专家都是国内最好的，还有传统秘方。”“兰大夫”说。

不久，新兴医院一位自称“郭大夫”的女士接到了记者的第二个“咨询”电话。这一次，记者声称自己患有先天性睾丸功能不全，睾丸萎缩，只有花生米大小，根本没有精子。对于记者的咨询，“郭大夫”用和“兰大夫”几乎一样的口气，力劝记者去新兴医院看病，“郭大夫”试图说服记者相信新兴医院的理由同样是“国内最好的专家”和“传统秘方”。

“你还有睾丸，来我们这里的还有人连睾丸都没有。”第三次和第四次，《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以“精细胞发育障碍”和“染色体异常”为病因，向北京新兴医院电话咨询两次，得到了相同的答复。

这4次电话咨询让记者发现,北京新兴医院的劝说方法之一,就是自称“大夫”的人力劝咨询者去新兴医院看病,除了诸如“国内最好的专家”、“传统秘方”、“临床经验丰富”等让人怦然心动的说辞,接听电话者还会给咨询者留下舒心的话:“只要有1%的希望,我们的大夫就会付出100%的努力。”

北京新兴医院还免费给患者邮寄宣传资料。在该院自行印制的这些资料上，除了十分精彩的专家介绍，还列举了许多无法查询的康复病例，并附上了很多称为“新生孩子”的照片。

尽管新兴医院的咨询小姐或女士的口气很坚定，但中国著名男科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辛忠诚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上述4种病症“全是当今世界医疗界公认不可治疗的”。

他说，目前世界上关于不孕不育的定义一般是:夫妻双方未采取避孕措施且有规律性生活一年未怀孕。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率为育龄已婚夫妇的15%，男女原因各占一半，其中还有40%的病因不明。

郭应禄院士说:“那些先天性功能不全或者后天结构萎缩的根本无法治疗。”他说中国不孕不育治疗水平无论在科学研究还是临床实践上都与国外有一定差距。

辛教授解释说，不孕症分为“可以治疗的”、“具有治疗潜力的”和“不可治疗的”3种，其中不可治疗的包括:双侧睾丸萎缩、精细胞发育障碍（无精）、先天性睾丸功能不全、染色体异常。

对此，著名医学专家、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郭应禄院士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科主任医师潘天明也予以证实。

提起不孕不育广告，他说:“（不孕不育）原因很复杂。有的没有精子，根本别想生育了。有些精子成活率不高还有办法治。有些医院乱做广告，什么都能治好，什么都能治好的话我姓他的姓!”

“不孕不育整体来说治疗效果不好，尤其是男性不育。在所有治疗手段中，采用口服治疗的方法，治愈率很低。”潘天明说，“因为没有特效药，所以各种各样的药品就多起来了。尤其是什么传统秘方等广告到处都是。”

“在国际上都不可治疗的病，这家医院却来者不拒，一下开出一两万块钱的口服药，这只能说明它在骗人。”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说。

和李伟夫妇一样，很多根本不可治疗的不孕症患者，就这样被北京新兴医院的美好说辞“请”了进去。

在新兴医院的介绍资料和网页上，刊登着发表在各大媒体上的宣传医院业绩的长篇文章，上面有“近年来成功治愈数万患者”、“实现了极高的治愈率”的文字。但令记者感到困惑的是，却始终找不到具体的治愈率或有效率的数据。

7月27日中午，《瞭望东方周刊》3次拨打新兴医院咨询电话（这是医院惟一对外公布的电话），希望联系院方进行采访。

3次接听电话的人各不相同。每一次记者都告诉他们，本人是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想就国内生殖医学发展状况采访新兴医院，希望他们将主管宣传或者主管不孕不育治疗的副院长的电话告诉记者。但他们都“警惕”地拒绝提供。

实在不行，记者退而求其次，要求只提供传真号码。记者希望对方在收到记者传来的采访请求后，转交医院领导。但是对方也不提供，却要求记者发特快专递到医院。她问:“你是在北京吧?”记者回答:“是。”她说:“那你还是发特快专递吧。”

当记者问起新兴医院不孕不育病的治愈率如何时，对方说，因为病因不同、个人条件也不同，无法说。

卫生部中医司原司长、国家中医管理局原副局长田景福现在担任新兴医院顾问。田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新兴医院的日门诊量多达700人。记者据此推算,新兴医院一年接待的门诊患者应超过25万人。

新兴医院建院已有13年,从1999年改制、朱明出任院长算起,至今也已5年。根据其宣传资料自称“5年时光,已使数万个沉寂多年的家庭迎来了婴儿动人的啼哭声”,对照门诊量作一推算,治愈率约略可知。

带多少钱开多少药

乌鲁木齐市出租车司机阿米阿买提也是一名不孕症患者，当地医生给出的诊断表明，他的病情十分复杂:精子成活率很低且有畸形，外加附睾炎、鞘膜积液、慢性前列腺炎等多种病。结婚4年来，阿米阿买提几乎跑遍了乌鲁木齐市的大小医院，“4年来中药没有停喝过”。

在对北京新兴医院的电话咨询中，阿米阿买提的妻子一再追问能否看好。咨询小姐则强调能够治疗，并要求他们“尽快过来”。

6月29日,在长途火车上颠簸了两天后,阿米阿买提夫妇来到了北京新兴医院。

经检查后，一位名叫赵志新的大夫只是给阿米阿买提号了一下脉，就对身边的小护士说:“多开些药!”

令这对夫妇感到奇怪的是，尽管大夫再没有说什么,药方子就由小护士开好了。“小护士都会开中药方子，要大夫干什么?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所有同类病的药方子都是固定的。”他们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阿米阿买提的妻子看到5800元的药费单产生了怀疑,她声称自己没有带钱，提出先拿走方子,第二天再来取药,遭到了断然拒绝。小护士说,必须取药才能给方子,否则,再来的话就得再挂100元钱的号。

夫妇俩找到大夫商量,不料赵大夫说:“你们带多少钱,我开多少药。”一番讨价还价后,夫妇买了一星期的药,花掉667元。

倒霉的事情还在后头，吃了3天药后，阿米阿买提开始上吐下泻，无奈之下，他只好将剩下的药扔了。一场充满希望的北京治疗之旅就这样宣告结束。

比阿米阿买提更不幸的是来自天津的患者张敏。

2003年，被诊断为输卵管畸形的张敏在电视上看到了唐国强为北京新兴医院做的广告，就向医院打电话咨询了3次。每一次咨询，接电话的女士都说她的病很常见，“吃3个月药保准能怀上孩子。”2004年2月，张敏来到了北京新兴医院，挂了一位名叫“张吉正”的专家号。

张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她再三问张大夫3个月能不能好，专家都说没有问题。为此，她一咬牙开了3个月的药，花费1万多元。

2个月疗程过去后,张敏一点感觉也没有,便于5月份再次来到北京新兴医院。

这一次,专家的口气变了,他们称自己从来没有许诺过3个月能好,还说3个月只是1个疗程,如果没有治好就继续吃药。

药吃完了，张敏却丝毫没有怀孕的迹象。为了那3个月的治疗，张敏花去了全家1年的收入，她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再继续吃下去，只好放弃治疗。

对于像张敏之类的患者,正在北京某著名医院进修的泌尿科大夫武传伟很是同情。武经常收治这样的病人──他们在新兴医院花光了钱，病却没有治好，迫不得已又来到了武所在的这家权威医院。

在反复听到有关北京新兴医院的事情后，武传伟多次以患者的身份前往新兴医院暗访。武发现，北京新兴医院除了挂号费、检查费、药费高昂以外，中医所尊崇的“辨证施治”、“因人而异”方针，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于几个输卵管不通的病例，北京新兴医院使用的药方竟然雷同。

据武传伟分析，北京新兴医院的秘诀在于:让患者一直吃药，3个月不好就吃6个月，吃得越多，医院挣得就越多，直到患者吃不起为止。这时候，医院就可以“患者自己放弃治疗”为由推卸责任。

武传伟认为，北京新兴医院最大的问题是违反科学常理看病。一些根本看不好的病，医院还是收治不误，照常成千上万元地开药。

“北京新兴医院正是利用了中国人对中医的迷信。前来看病的基本上是外地人，他们知道自己上当也只好忍了，而且很多人认为这种病丢人，即使上当也不愿意打官司。”武传伟说。

那么，新兴医院治病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医院的宣传资料是这样介绍的:不孕不育主要是因肾气不足，精亏血少，胞宫虚寒，阴虚血热以及肝郁气滞，引起冲任气血失调所致。医院专家依据中医辨证施治原则，在病理、药理及药物配伍上独辟蹊径，且大胆提出并创立了方法独特的集治疗、受孕、保胎为一体的多种绿色康复疗法。

材料还说:此外,专家们还在祖国传统医学的基础上,从上千种动植物药中精选出上百种对治疗不孕不育有特效的药物,将这些特效药物进行有机组合,同时运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终于研制开发出新一代治疗不孕不育症的新药──“补肾养血颗粒”及对症治疗的9种内部制剂,从而填补了中国不孕不育治疗领域的空白。

由此，尽管导致不孕不育症的原因千差万别，但北京新兴医院的专家们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破解不孕不育密码”的“金钥匙”，“走在了世界最前沿”。

记者咨询了一些医学专家,他们认为，中医治疗不孕不育有一定疗效,但绝对不能夸大,比如,如果是先天基因就有问题,那怕吃一万服中药，也是补救不过来的。

只学过西医的“中医专家”

一位患者说，每个人看到北京新兴医院在宣传资料上对专家的介绍时，都会激动。因为资料上的专家不是出自中医世家、拥有秘方，就是学贯中西医、全国一流。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新兴医院的宣传资料上,关于不孕不育诊疗中心副主任高雅儒的文字介绍是:

“1941年出生于中医世家，从事中医内、外、妇、儿科等疑难杂症的治疗近40年，先后在解放军四○一、八一八等大型医院工作，尤其擅长运用中医辨证施治的方法治疗男女不孕不育症，有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独到医学理论，在治疗手段上居国内领先水平。曾因此被邀请赴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新加坡等国进行大型学术交流，并主持援外医疗工作……多年来已经成功地治疗了不孕不育患者数以万计，被人们亲切地誉为‘男女不孕不育的克星’。”

但在2001年2月26日，新华社“新华视点”的一篇报道却这样记载:

“去年下半年，北京市卫生局在现场检查时，勒令北京新兴医院停业整顿，原因是群众举报，这里有声称专治不孕症而且‘有效率极高’的‘送子观音’。”

“参加检查的中医局专家问:你给人开中药，底方的基础是哪几味药?”

“号称‘送子观音’的高雅儒竟回答不上来。”

报道称,卫生部门检查了为她配药的药房,发现这个药房用很大的秤像秤粮食一样秤药,连中药房最必须的戥子都没有。最后才知道,这位“送子观音”曾是北京一家企业医院的主治医师,只学过西医。

文章说，“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孕不育男女，扛着被褥，夫妻同行，带着满怀的希望来到北京，但是，他们遇到的是这样的‘神医’。”

2000年9月，新兴医院就曾因为超范围经营、自制的“助孕一号”和“助孕二号”院内制剂不符合内部制剂规范、私自抬高药价等问题，被北京市卫生局处理。

政府前官员做顾问

尽管有人对北京新兴医院的信誉表示怀疑，但在医院的墙上，院长朱明和国家卫生部门一些前领导的合影却让人产生了其他的联想。

北京新兴医院有一个10人顾问委员会，其中大多是国家卫生行政部门退休的官员，包括一位卸任的卫生部副部长，以及下列人士: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施奠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卫生部原中医司司长田景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原院长、国家卫生部中医司原副司长傅世垣;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谢海洲。

谢海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初，北京新兴医院院长朱明通过谢的学生找到谢，邀请他担任顾问，并答应每年支付顾问费10万元钱。谢说不要那笔钱，也一直没有收到过钱。

另外接受采访的几位顾问则称,自己只是去过新兴医院,没有做具体的事情,他们对新兴医院的了解也不多。《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无法证实专家顾问和新兴医院是否有其他的关系，在工商部门查阅到的北京新兴医院有关资料表明，“北京新兴医院”是由朱明和朱爱琴2002年底在海淀工商分局注册的营利性医疗单位。

　吴阶平副委员长的质疑

“如果不是唐国强做广告，如果不是它在各地电视台到处做广告，我也不会相信新兴医院。”说起在新兴医院尴尬的经过，一位患者至今愤恨不已。

和这位患者一样，很多患者都是听信了北京新兴医院铺天盖地般的广告才走进了该医院的大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根据已有的资料粗略统计，发现新兴医院至少在20个地方卫星电视台同时播发广告。

新兴医院的顾问、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谢海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做电视广告的第一年，北京新兴医院花费了1亿元的费用。《瞭望东方周刊》无法核实这个数字是否准确。

据北京媒体报道，早在2000年，北京新兴医院就已经在各类报纸刊物上投放了近百万元的广告费用。当时，北京市卫生局发现，北京新兴医院的广告报批文件并未备案，广告刊登的证书、文件乃至印章都是私刻假冒的。

即便作为业内权威,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男科病防治中心主任郭应禄教授也是通过广告才开始注意到北京新兴医院的。不过,郭院士对这家医院如此大规模做广告表示不解，他笑着说:“一个医院如果靠广告维持门诊量,恐怕值得怀疑。”

但事实上，北京新兴医院的广告取得了理想的效应。《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的近20位曾经在新兴医院看过病的患者，全都是在电视上看到广告才去的。他们特别声称，都看到了唐国强，听到了唐国强代表这家医院留下的美丽说辞。

对于北京新兴医院广告的信任程度，桂林患者刘丽萍的话或许有一定的代表性:“医院在北京，‘天子’脚下，又有名人做广告，我们怎么会不相信呢?”

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广告的作用，使得新兴医院的门诊量猛增。医院门口商店的女老板说，每天光装药的袋子就能卖四五百个。

但是，著名医学专家、两院院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指出，“医院不应该这样大做有夸张之嫌的广告。医院应该切实考虑怎样为人民的健康服务，怎样提高服务的水平。”

“医院做广告,广告什么?”吴先生反问,“如果你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党和国家服务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基本上是为钱服务的，大规模做吹嘘自己的广告，而不告诉患者你的局限，就有欺骗的嫌疑。”

吴阶平副委员长认为:“政府应该来管这个事情，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存在。”

目前，北京新兴医院仍然门庭若市，每一个到过这家医院的人都会感到震惊。7月2日记者来到新兴医院所在的狭窄胡同，发现这里人车拥挤，吵闹非凡。胡同内，一拨拨外地人背起装着中药的麻袋走向四方。但他们究竟知道有多少人能在那一袋袋中药的作用下如愿以偿呢?

事实上，北京新兴医院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它实际上已经演化为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政府医疗管理体制的问题。社会应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家医院，为什么这样的一家医院竟可以获得如此的商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