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悄然浮出水面，政府绩效由33个指标来评估。这一指标体系，相对于简单的以GDP为核心的指标体系要复杂得多，自然也会完整得多。

　　不过，这个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也有不完美之处：从技术上来看，这个指标体系所包含的大部分客观指标，并不见得就是政府绩效指标，也许把它们当做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指标更加合适。比如，人均GDP、平均受教育程度等，只能说明某个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与政府绩效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有待考察。至于把外来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当做政府绩效的影响指标，则显得有些短视，因为只有在招商引资时代对需要引进外资的地区来说才需要这样的指标。

　　此外，有些指标不合适。

　　比如就政府的潜力指标来说，领导班子团队建设应该不是潜力，而是现在的能力，因为领导班子应该是有任期的，本届领导班子到了下届并不一定完全连任。行政人员本科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虽然可以表明其潜力，但一旦作为一项政绩指标，很可能导致人为的身份歧视，用人惟文凭而不是惟贤。

　　有些指标还不完整。比如公共服务只包括基础设施和政务信息公开，而没有包括教育等大量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只包括法规完善程度、执法状况、企业满意度等主观指标，而没有其他客观指标，比如违法经营发生率、食物中毒死亡率等等。

　　其中有些指标，其制度激励效应可能会引起很多混淆。比如刑事案件发案率越高，政府绩效可能越差。如果据此评估政府绩效，在信息不透明和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可能因此想方设法减少立案，比如倾向于把破不了案但在自杀和他杀之间比较难以确定的案子确定为自杀，减少刑事案件发案率，尽可能提高立案的标准等等。所以，这个数据往往可以表明某地治安形势的客观状况，却很难当做一个绩效指标来考虑。

　　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核心是评估政府自身建设的成就。比如政府职能转变的水平、政府行为法制化的水平、政府决策民主化的水平、政府权力多中心化运作的水平、政务信息公开的水平等，然后才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与政府绩效之间的关系。在评估过程中，不仅要看客观指标，更重要的是考察与客观指标相关的主观指标。

　　理论研究和相关实践都表明，对绩效评估指标人们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达成共识，这使得政府绩效评估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过程，而很可能是一个政治过程，而这又跟权力配置的基本制度相关。在权力集中的前提下，政府绩效评估往往是一种行政化的操作过程，并且其效用往往取决于上级长官的意志，其考察结果往往与人事上的奖惩联系起来。一旦如此，就势必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不是束之高阁，就是严格使用。严格使用，势必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议，束之高阁，势必引起各种各样的监管和督促不力的问题。行政领导者在两者之间来回徘徊，绩效评估的效力取决于领导者的重视程度和绩效问题的严重程度。绩效评估自然也呈现周期性强化和衰退的格局。

　　从技术上完善政府绩效评估，是很重要的努力。但要解决政府绩效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这就是强化立法机构对选任官员的民主监督，强化司法机构对一般公务员的司法监督。民主监督的好处是不受技术指标的限制，选民和代表可以随时监督选任官员，即使其没有明显的技术过错，也可以不让其连任。司法监督的好处是一旦政府部门损害公民的权益就可以提起诉讼，并以此达到对政府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目的。在民主评估和司法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片面强化行政性政府绩效评估，往往会进一步强化已有的一些弊端，而不利于进一步继续放权搞活，不利于培养地方的自主治理。

　　本报特约评论员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