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宁波帮”文化提炼“宁波帮”精神(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03日08:57 中国宁波网-宁波日报

　　图为在“宁波帮”研讨会上，专家们精彩的发言吸引了与会代表。（叶维龙摄）

　　文字整理邓少华包凌雁张靓

　　“宁波帮”原指明清以来旅外从事工商业的宁波商人群体，现泛指在经济社会与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奋发有为的旅外宁波籍人士。在近代中国，“宁波帮”与广东帮、山西帮、安徽帮并称为中国四大商帮。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关系，当其他商帮逐渐衰落之际，“宁波帮”却一天比一天兴隆，在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近代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商帮。

　　那么，“宁波帮”何以能够经久不衰，生生不息，享誉海内外？来自国内的专家学者首次系统地对“宁波帮”进行了研究，提炼“宁波帮”精神。“宁波帮”精神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树高不忘根的赤子情怀，不甘居人后的开拓精神，大海容百川的开明思想，至实而无妄的诚信品德，励业重义理的互助风格。

　　“宁波帮”精神文化底蕴深厚

　　徐季子宁波市政协原主席、教授

　　历来善于经营的宁波工商业者都是讲实际、求实利、勇于开拓创业的实践家，他们长期形成的实践进取精神，无形中影响着宁波人的思维方式。浙东学派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务本求实思想，四明学派的“德贵于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都主张在实践上下工夫。尤其是黄宗羲的“经世致用”、“工商皆本”思想。由此看来，宁波商帮的商业智慧更多地受到浙东传统文化的良好影响。宁波商人常说“做生意要凭良心，讲信誉”，经商要以诚信为本，这是宁波商人的道德观。

　　宁波商帮是信誉卓著的商帮，历代“宁波帮”人士都以诚信为本，勤奋创业，把信誉看作是经商的生命线。“宁波帮”人士重视商业信誉，与他们受传统道德思想影响有关。如王宽诚先生，他自幼受父母克勤克俭、诚实为人良好家风的熏陶，成人以后本着“立身处世必须宽厚待人，诚实取信”的信念，取名为“宽诚”。董建华先生说，他父亲给他最大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做人的道理；二是爱国爱民族的情怀，这也可以说是“宁波帮”的传统。

　　“宁波帮”善于把握商机，开拓创业。大家都说，宁波人会做生意，会做生意的关键在于能够审时度势，把握商机。“宁波帮”具有爱国爱乡、热心公益的高尚情怀，“君子虽远在他乡，终不忘父母之邦”。

　　“宁波帮”的精神财富

　　於贤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教授

　　“宁波帮”精神主要构成是什么？我认为：

　　一是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它重点体现在宁波人在社会生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中的创造性追求和大无畏的精神。这种弄潮儿式的大胆，一方面是由于宁波的地域文化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源自宁波人审时度势，敢于抓住机遇的清醒与自觉。

　　二是精明务实的实践理念。在工商业经营中，宁波人重视产品质量，注重精益求精。这种老老实实的做法，体现了宁波人长远发展的远见。这样的老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明，在上海发达起来的“宁波帮”，就是靠这种追求创出牌子，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宁波帮”的精明，不是那种锱铢必较的吝啬小气，而是具有清醒的理性支柱，这种理性精神就是实践理性。另外，精打细算的经营智慧，是宁波人的实践理性在商贸活动中的集中体现，成为宁波人重要的行为方式。

　　三是守信好义的道德追求。宁波人无论在家乡还是在外地，都把“重然诺”作为商贸活动的立足之本。这种乐善好施、务实诚信的精神，使得他们在对手林立的商界中站稳脚跟，并得以不断发展。

　　继承发扬“宁波帮”的精神财富，对宁波在新世纪的持续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继承和发扬“宁波帮”的优良传统，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利于我们更为自觉地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掌握市场经济的主动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搞好宁波的精神文明建设。今天，我们研讨、学习“宁波帮”精神，不但使人感到格外的亲切，而且可以启迪我们的思路，使我们对宁波的发展有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

　　上海城市精神中的“宁波因素”

　　张家哲上海社科院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员

　　每三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是宁波籍人士，上海话代表语“阿拉”就出自宁波话，上海人咸菜泡饭、吃汤团的习俗也来自宁波人。种种迹象显示，宁波移民是一个对近代上海具有最重要影响的群体之一。上海在近代不断嬗变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城市精神，如勤奋敬业、奋发有为、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海纳百川、做事守信，等等，这些具有上海特色和丰富内涵的城市精神，与宁波商帮百余年在上海滩摸爬滚打留存下来的经营理念不无关系，上海这座城市的“骨髓”之中已经融合进了许多“宁波因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朝气蓬勃、欣欣向上的商业精神。“宁波帮”与广东帮、山西帮、安徽帮并称中国四大商帮。宁波人在近代上海的商业活动中创下了多个奇迹，尤其在金融、商业、航运、工业等领域成为领军人物。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他们较强的市场观念和外向意识，且较少盲目排外有关，同时也与他们善于经营、精于业务的经商精神分不开，这些都对上海城市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是脚踏实地、务实勤奋的敬业精神。宁波人肯吃苦、善用脑，干一行爱一行，进入上海滩的普通宁波人都是白手起家，从最卑微的苦力做起，稍有好转便抓住机会、洞察市场、自立门户，敢于尝试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后来宁波商帮的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逐渐成为近代上海人性格中重要的一部分。

　　三是审时度势、奋力开拓的创新精神。宁波人的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在商业活动中显露无遗。

　　四是精打细算、讲究实效的精明精神。

　　五是讲信用、重信誉、守规则的诚信精神。

　　宁波商帮推动湖北近代商业发展

　　徐凯希湖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武汉是近代宁波商人主要的活动区域之一，五口通商前后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借助湖北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自己精明的商业头脑，活跃在近代工商业的各个领域。

　　宁波商帮催生湖北商贸。早期汉口商帮人数以宁波商人为最，他们在汉口主要经营水产业、银楼业、杂粮业、洋油行业，他们经营得法，又能通力合作，在汉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金融业，宁波商帮开办的四明银行，一度在鄂西北颇受商铺欢迎。同时，甬商带来的浙宁秤成为汉口市场通用的衡器。

　　宁波商帮推动湖北近代工业。善于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是宁波商帮的一个显著特点。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大力兴办洋务新政，以宋炜臣为代表的宁波商帮立即跟进，创办了一批在当时较先进的民族工业，如火柴厂、毛纺厂、面粉厂、水电公司等等。

　　宁波商帮挑起湖北航运业大梁。1913年，宁波人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船公司开辟沪汉专线，并以“中国人乘中国船，中国货装中国船”的口号，开始了宁波人在长江的航运事业。抗战爆发后，武汉大批工矿企业西迁，宁波人的航运公司先后组成联合船队，克服重重困难，投入到危险的抢运工作中。

　　津门宁波商帮的社会角色

　　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近现代专业研究助理

　　林放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书面发言）

　　潘荣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书面发言）

　　早在天津开埠之际，不少宁波商人从海路抵达天津，拉开了宁波商人闯荡津门的序幕。从现在来看，近代天津的宁波商人可以说是一个转变中的社会群体，他们在相当传统、宗族色彩较为浓厚的行会文化基础上，嫁接了在近代世界范围占据主流和权威位置的西方资本主义，成长出带有“保持与吸取的冲撞、新与旧的敌视、内与外的差异、西方与东方的比较”的经济行为和商业文化。如果没有他们，很难想像仅靠官府的力量和精英知识分子的良知，能够建立起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

　　以天津宁波商帮为代表的近代商人群体，从理性上，竭力保持传统母体文化，以及以家族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商业稳定，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法关系反映。从感情上，为了保持自己的声誉，宁波商帮极力维护家族和乡土的利益。成功的商帮成员受人爱戴，那么他也更加努力为家族和同乡负责，包括承担社会救济和维护地方秩序等服务和公益事业。

　　从更广阔的历史时空来看，就是宁波商帮这种买办式的商业文化和经济行为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变。经过文化的变异、融合甚至打破传统文化连续性，中国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宁波商帮率先成为注重效益、有进取心、有商业头脑、关注市场变化、敢于承担奉献的社会角色。

　　宁波商帮对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贡献

　　王勇武汉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宁波帮”对我国早期近代化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中国近代新式工业产生时期，推动近代化需要两个条件：具有近代思想的企业家和推动近代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宁波帮”在这两个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卓越的。甬商之中的许多人都能接受西方近代的经营理念，采用近代的经营方式创办企业。他们富有冒险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在一个商业领域取得成绩之后又涉足另一个领域，将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紧密结合起来，以商业利润投资近代产业，摆脱了中国前资本主义时期传统的产业资本与土地相结合的状况，大量资本流向近代新式工业，促进了我国近代化。

　　与此同时，“宁波帮”还发展了中国旧有的钱庄，率先建立了一批具有近代经营方式的银行，在这方面，他们的见识远在晋帮之上。“宁波帮”控制的钱庄能够适应新的对外开放的形势，改革业务经营，从资金融通上对本帮商人投资新产业给予有力的支持，从而加强了宁波商帮的金融实力，为近代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维护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顺应历史潮流，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从根本上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振兴开辟道路，其中也不乏“宁波帮”的身影。甬商中的领袖人物对中国近代革命活动先后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和支持。

　　综上所述，宁波商帮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有目共睹，为推动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兴起所作出的贡献毋庸置疑。

　　从“宁波帮”看宁波精神

　　江坪浙江日报原总编辑（书面发言）

　　闻名遐迩的“宁波帮”，是宁波尤其是宁波商人在开展商业活动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群众称谓。它形成于明清时期，鼎盛于20世纪之初，与山西帮、广东帮一样，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商帮。这种精神可以概括为大气开放、诚信为本、艰苦创业、报效桑梓。

　　一、大气开放。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宁波地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宁波人世世代代面对大海的挑战，艰险的环境养成了他们开阔的视野，他们善于不断吸纳、应用外来先进科学文化技术来发展壮大自己。在“宁波帮”的创业经历中，始终都贯穿着宁波商人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开拓精神。他们的根在宁波，创业在上海、天津、武汉以及香港、台湾等地。

　　二、诚信为本。“人无信不立”，“宁波帮”把诚信的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把恪守信用作为衡量商人的标准，他们讲信誉、重情理，为世人所称颂。从上海近代“宁波帮”到海外“宁波帮”，诚实守信是“宁波帮”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宁波帮”一个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三、艰苦创业。“宁波帮”在创业过程中，对于事业、对于家庭与自身，都十分注重勤俭。

　　四、报效桑梓。凡是有宁波人从事实业的地方，几乎都有宁波同乡组织，宁波的同乡会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扶助乡亲，报效桑梓。

　　新移民与海外“宁波帮”

　　任幸芳金华教育学院政史系

　　主任、副教授（书面发言）

　　从历史缘由考察，宁波的新移民主要是由1978年以来从宁波出发移居海外的和20世纪中叶后从港澳台等地移居海外的宁波籍人士构成的，数量虽然不是很大，但从地缘的角度考察，有其独特之处。

　　第一，宁波本地的新移民80%以上是以求学为目的。第二，绝大多数新移民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通过自费和公费留学出国的，并由此居留当地或通过家庭团聚和亲属关系移民海外。第三，宁波的新移民大多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中期出生的，比较年轻并且文化层次较高。第四，宁波新移民在经营方式上形成了把为家乡服务和自身发展合为一体的“双赢”发展模式。这些特点说明，海外“宁波帮”的整体结构和发展态势在发生变化，其未来的发展潜力和影响不可低估。

　　而这些新移民与传统的“宁波帮”也有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一是海外“宁波帮”整体年龄结构趋向年轻化。二是新移民的崛起引发了海外华人社团的变化。结社目的、结社内涵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团联络外延拓展，宁波人的海外投资增加。三是以往“宁波帮”“只捐资不投资”的传统观念正被“既捐资更要投资”的新理念取代。

　　因此，20世纪末宁波新移民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海外“宁波帮”的发展轨迹，随着“双赢”模式的形成，海外“宁波帮”放远眼光，在投资意向上更看重投资环境。作为宁波人就要不断地关注新移民的特点和海外“宁波帮”的发展趋势，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为新老“宁波帮”人士回乡创业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政策，从而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邓小平区域现代化理论指引“宁波帮”复兴

　　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副所长（书面发言）

　　1984年邓小平同志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是他的区域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体现，不仅使“宁波帮”这一宁波的区域资源优势得到空前的发挥，而且使“宁波帮”优秀的历史传统得到崭新的复兴，成为宁波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邓小平同志发出号召后一年中，就有47个国家和地区的2400多位宁波籍商人及通过“宁波帮”介绍的各国客商，来宁波参观访问，签订了上百个协议，达成投资总额2亿元。至今，海外“宁波帮”在宁波投资企业有200家左右，投资总额近3亿美元，宁波实际利用外资1亿多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