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卫兴华

　　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编写出符合时代要求、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新成果的教材，需要处理好几个问题。

　　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教材既要准确、完整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理论，继承和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又要根据新的实践加以不断创新。比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尽管马克思也阐述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等，但这是服从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的。马克思没有任务为资本主义怎样搞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提供理论支持。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为经济发展、为改革开放服务的。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定性，研究它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及其规律，是其基础内容。同时，还要研究资源配置，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方式、途径及其规律。不能简单地断定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应涵盖当代资本主义。当今时代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时代，社会主义需要借鉴和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管理社会化生产、发展和调节现代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与成果。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发展，也要研究在新科技革命和新生产力发展条件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研究具有自我扬弃意义的趋向社会主义的新经济因素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原理需要继承和坚持，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比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和要求的原理具有普遍意义，但马克思所能认识到的是社会主义以前的情况：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适应，一般表现为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实践表明，人们社会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增强，可能变异出主观随意性，从而出现脱离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人为拔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超越发展阶段的情况，这种拔高的和超阶段的生产关系从相反的方面不适应甚至损害生产力的发展。政治经济学应从理论上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又如，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这一理论从总体上说是科学的，必须坚持。供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生产要素价值论等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劳动价值论也需要发展。生产劳动的内涵需要拓宽。物质生产劳动创造财富和商品价值，这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性内容，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新变化和新发展，一概否定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功能，会显得缺乏现实说服力。

　　把握“源”与“流”一脉相通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要以准确完整地把握其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原意为前提，不能不认真研究马列而妄谈发展马列。理论创新是“流”，不能割断其与“源”的传承关系。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经典作家一再强调的，但在我国的特定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学教材与教学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共产党宣言》提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坚持，又有创新。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流”。

　　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提法，应弄清和把握其科学含义。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同一概念，还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这些问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给予回答。

　　拓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在教材和教学中应有更好的反映。例如，《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关于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的运动规律以及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的论述，对研究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具有现实意义；经典作家关于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在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使用价值与价值中的作用的论述，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对产权理论也有系统的论述，这些应有较充分的研究和反映。

　　这里特别提一下马克思的财富论问题。马克思的价值论与财富论，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两个重要理论。人们重视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是必要的，但忽视对财富论的研究则是不应该的。马克思曾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消亡了，劳动不再形成价值，价值理论也就失去其经济基础，而财富论则会有更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社会主义要创造条件，使“一切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靠的是财富的大量增加。财富的生产离不开劳动要素，但财富的增加并不与劳动成正比，而是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正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要的不是延长人们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以创造更多的价值，而是应用新的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用更少的劳动时间生产出更多的财富。而且，财富的概念也会在内涵上发生变化。财富的本意是物质和精神产品、是使用价值，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马克思认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增加，将成为社会财富的尺度。劳动时间的缩短、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加、社会财富的大幅增长，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

　　另一方面，当代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发展，新科技革命的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演变，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影响着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秩序的调整，需要政治经济学作出新的理论研究和分析。

　　把握坚持与借鉴的关系

　　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而是需要借鉴和汲取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但是，对西方经济学不能照搬照套，特别要反对用西方经济学包括庸俗经济学来否定和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中，一方面，需要组织力量，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需要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并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基本观点，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另一方面，也需要组织力量，研究和分析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哪些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思想观点；哪些是似是而非的没有科学价值的东西；哪些是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对管理社会化大生产、对发展市场经济和调节经济运行有理论和实际价值的概念、原理和方法。对于后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加以借鉴和汲取，作为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必要因素。

　　清理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误解和错解

　　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如，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体力劳动价值论。其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肯定包括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和其他脑力劳动都创造商品价值的。又如，错解马克思关于“普照的光”的思想，以为任何社会都有多种经济成分，占主体或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是普照的光，在普照的光下，其他经济成分都改变了其原有的特点和性质，并以此解释和规定我国多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其实，马克思的原意，是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的安排和经济范畴的顺序问题。使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是产业资本的产生与发展，因而产业资本首先工业资本是“普照的光”。因此，《资本论》首先研究的是工业资本。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的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土地所有制等，都成为从属于产业资本、具有资本主义特点与性质的经济形式。

　　在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与教学中，还存在颠倒马克思著作原意的现象。例如，某些教材把货币的本质定义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强调货币是“特殊商品”，而其他商品都是一般商品。而马克思的原意恰恰相反。《资本论》明确指出：“既然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所以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来同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发生关系。”经典作家讲的如此明确易懂，为什么我国的有关教材和论著会作出与马克思原意相反的论断呢？追根溯源，这种错解来自原苏联的教材与论著。

　　长期附加于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论断，会成为一种先入为主的习惯势力，清理起来颇不容易，但必须清理清楚，这样才真正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

　　在科学性和实践性上下功夫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李兴山

　　胡锦涛同志在接见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凝聚全党全国人民为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从这一要求出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不但要强调继承性、创新性、时代性，还要特别强调科学性和实践性。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继承性、创新性和时代性也必须建立在科学性和实践性的基础上。只有有了科学性和实践性，教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更好地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应力求做到以下几点：

　　全面、准确地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编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研究和把握《资本论》及其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这里有三种情况需要注意：一是对于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要准确理解、坚决坚持，不能随意解释、随意篡改；二是对于有些论点，既要看结论，也要看得出这一结论的背景和条件，不能采取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三是对于过去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一些不正确或不准确的解释要予以澄清和纠正。

　　深入探索，严密求证，正确认识和揭示客观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主要表现为能否正确地认识和揭示一定社会的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规律。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既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经济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等，也深刻地揭示了一般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规律以及社会再生产规律等。编写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不但要继续研究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规律，而且要花大力气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规律。研究和揭示规律，不能靠主观想象，而必须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大量的材料积累、全面的情况分析和严密的科学论证。不但要有质的分析，而且要有量的分析。

　　研究新情况，把握新趋势，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不但要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要研究新情况，把握新趋势，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当前，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也应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这种创新，既要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为基础，又要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性；既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要使这种中国化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和逻辑统一性。

　　放宽眼界，开阔思路，大胆借鉴国外的文明成果。当年，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时，曾批判地吸收了亚当·斯密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编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同样应放宽眼界，大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切优秀成果。目前，西方经济学已是著作浩瀚、学派林立。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当然不是照抄他们的一些具体词句，也不能轻信某一学派的观点，而是要深入研究、综合分析，主要借鉴他们研究具体问题的某些角度和方法。这样，不但有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开阔思路、转变观念。

　　编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是党中央交给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而神圣的任务。我们应当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满怀热情，全力以赴，发扬“十年磨一剑”的刻苦钻研精神，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这也是使教材的编写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重要保证。

　　从教条思维中解放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振中

　　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摆脱教条思维的束缚。1886年，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1887年，他又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反思长期以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不少人习惯于教授“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所欠缺的恰恰就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其结果是，把丰富生动的经济理论变成了呆板的教条宣讲，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当前，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纂过程中，在探讨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对那种教条式“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例如，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在谈到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青年派”所搞的“马克思主义”时评价道：“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自1878年以来一直处于俾斯麦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恐怖镇压下，但由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代表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却不顾党的活动条件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仍然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甚至在社会民主党人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俾斯麦被迫辞职的情况下，还号召工人在5月1日举行总罢工。对于这种扭曲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写道：“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可见，仅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念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马克思那种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精髓不仅是从抽象到具体等，还贯穿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彻底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

　　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最新数据支撑。例如，马克思在著作发表前，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恩格斯认为《资本论》第二卷迟迟没有出版的原因，除了马克思的身体生病之外，就是马克思的研究态度极为严谨。为了用最新的数据来说话，马克思参考的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多立方米。

　　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关注最新的历史事件。例如，马克思通常总要等到自己的著作快付印的时候再作最后的校订，因为那时最新的历史事件会按照必然的规律为他的理论阐述提供最现实的例证。

　　其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重大的经济现象，要根据长期发展的历史事实来加以确定和研究。例如，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曼彻斯特就看到了伦敦交易所的先生企图否认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但恩格斯认识到，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自己的发展以及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所以，经过长期的考察，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对于金融危机问题，“特别是要根据近20年的历史来加以确定和研究”。

　　其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某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例如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了无产阶级剥夺剥夺者的10项革命措施。但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说：“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现在距《宣言》发表已经过去了156年。显然，对于立志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来讲，应该对各种实践过的或者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予以全面科学的总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彻底摆脱教条思维的束缚。

　　《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03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