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监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上半年境内主要商业银行（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都“双下降”。2004年2季度末，主要商业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16631亿元，比年初下降448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3.32%，比年初下降4.44个百分点。不过，这次“双下降”主要是6月份中行、建行和交行对不良贷款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集中处置，特别是几次集中国际竞价拍卖的结果。其中，中行核销了1063亿元损失类贷款，中行和建行向资产管理公司置换转售了2787亿元可疑类贷款，两者合计3850亿元。也就是说，如果考虑这个因素，今年上半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实际仅仅下降164亿元；而宏观调控后的第二季度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比第一季度上升了183亿元。

　　我曾多次撰文指出，近年来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尽管有所改善，但所取得的成绩不少是扩大贷款基数、玩数字游戏的结果。四大国有银行的扩大贷款规模态势一旦逆转，其问题的严重性又会暴露出来。比如，这次中行、农行二季度的新增贷款急剧下降。农行第二季度新增贷款仅531亿元，不足第一季度新增贷款1617亿元的1/3；中行第二季度新增贷款只有446亿元，仅为第一季度新增贷款1188亿元的40%.而工行与建行在2004年第一季度的新增贷款增加幅度较小（分别为789亿元和570亿元），因此第二季度的新增贷款都保持增长趋势（分别为时922亿元和847亿元），但是与去年相比新增贷款的增长幅度迅速放缓。

　　正因为四大国有银行贷款规模增长速度放缓，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或是增加，或是“双下降”降幅放缓。

　　如工行上半年实际新增不良贷款192亿元，其中第二季度新增不良贷款286亿元，建行上半年新增不良贷款9亿元，其中第二季度新增不良贷款34亿元。至于工行与农行，第二季度与第一季度相比，两家银行不良贷款“双下降”都放缓（不良贷款率分别下降了2.04%和3.2%）。

　　这次对一些固定资产投资大型项目进行清理整顿，肯定会给国内银行带来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项目被撤销或停缓建，那么这些项目的贷款可能会形成一批新增不良贷款。

　　还有，随着银行信贷收缩，一些企业的资金链会绷紧。如果这种绷紧的资金链某一个环节断裂，其他环节都会相应地断裂。这些企业的银行贷款就可能变为坏账。

　　还有数据表明，截至2003年底，仅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间形成的不良债务拖欠就高达18624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16.9%.从行业分布上看债务拖欠主要发生在制造类等经营性行业。

　　其中轻工、纺织、机械、电子行业上升幅度最大，这四大行业的企业债务拖欠高达12930亿元，占66.5%，受不良债务拖欠影响的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50%以上。也就是说，如果银行信贷收缩，这些企业间的债务可能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对银行的不良贷款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同时，我们还可从最近披露出来的一些金融案件来看，如“广东省佛山市民营企业主冯明昌骗贷74亿元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巨额固定资产租赁中存在重大违法嫌疑问题”，国内银行业的风险管理与风险控制制度已经确定多年，但是有效的运作机制并没有形成。而这种运作机制不能够形成的原因，并非是银行规章制度不健全，也不是银行的风险控制技术不佳，更不是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及上市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还不在于如何来解决商业银行内部控制风险管理问题，是如何来建立一种适应中国的国情的信用制度与信用文化的问题，在于如何改变外在力量对银行运作机制影响的问题。

　　很简单，上海的一个个人可能轻易地贷款7000多万元来炒作房地产，而事情暴露之后那个分行行长还振振有词；佛山的一个民营企业可轻易地贷款74亿元而这其中20多亿元贷款不知去向。这些案件不是用经济手段就能解决的事情，它已经涉及到文化与政治层面上的问题。可以说，如果在这些方面也进行改革，建立新的银行文化与制度，那么国内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将不再是无法解开的结。

　　总之，应正视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增加。尽管四大国内银行为了上市会努力把自己的数据报表做得好看一些，但是一些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银行不良贷款仍然会形成。在这方面改革如何入手，日本银行有经验也有教训。

　　易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