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此文版权属《国际先驱导报》，任何媒体若需转载，务必经该报许可。)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学耕、赵嘉麟报道7月13日，俄罗斯《新闻时报》上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引起了中国不少“俄国通”的注意——“(外交部)副部长拉佐夫将前往中国当大使，接替罗高寿。”人们纷纷打听，“难道罗高寿真的就要走了吗？”7月21日，罗高寿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对《国际先驱导报》婉转地否认了这种猜测：“我什么时候离职，现在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普京总统”。

　　作为北京最有名的外国大使，72岁的罗高寿已经在俄罗斯大使任上度过了12年，而他自己说，“如果把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加在一起的话，今年已经是第27年了”。

　　“中国是我的第一故乡”

　　“我从一出生就在中国生活了”，罗高寿说。1932年，出生刚满一个月的小罗高寿随母亲来到中国新疆，那时他的父亲老罗高寿正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苏联总领事馆任职。

　　他的父亲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罗加乔夫是一位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汉学家兼外交家。他最早把中国古典名著《水浒》和《西游记》，以及鲁迅、老舍等作家的作品介绍给俄语读者。这些译作在前苏联多次再版，吸引了大批读者。他按照与自己俄罗斯姓氏接近的发音，为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罗高寿。当老罗高寿的儿子来到中国工作时，就沿用了这个美好吉祥的中国名字。而罗高寿大使自己的俄罗斯姓名——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加乔夫，如今在中国反倒很少有人知道了。

　　罗高寿颇为自己的出身自豪。他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我的父亲非常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我本人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爱戴都是从他那里继承来的”。家学渊源也让罗高寿见到《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后就微笑着用流利的普通话问：“我是用中文还是俄语回答你们的问题呢？”

　　1936年，罗高寿随苏联总领事馆工作的父亲来到了哈尔滨，那时的哈尔滨和整个东北已被日本占领。现在回忆起来，罗高寿仍然难忘那一个冰雪覆盖的隆冬。日本占领军宣布封闭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不许人员外出。当时生活很艰难。父母不允许小罗高寿在院子里玩耍，以免把地上的积雪弄脏——因为总领馆日常饮用水来源主要就靠这些积雪了。直到法国驻哈尔滨总领馆派人送来食品，苏联人才度过了那个漫长的冬天。

　　童年的两次来华经历给罗高寿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致后来他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说，“中国是我的第一故乡”。

　　想找到和毛主席的合影

　　“1956年4月，新中国成立后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工作。”罗高寿那时已经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汉语专业毕业了，在熟悉的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外交官生涯。“当时我在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当翻译。那年夏天苏联政府卫生部一位副部长来中国考察工作，我陪同他一个半月。我们先去了武汉，然后沿长江往东又去了许多城市和农村，主要调研中国的血吸虫病疫情及防治情况。当时中国南方的疫情很严重，出差的时候我和副部长两人同时闹肚子，回北京后两人都瘦得不成人样，我瘦了12公斤，副部长瘦了8公斤，大家竟然认不出我们了。”

　　1958年1月，罗高寿开始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任翻译。他饶有兴致地向记者讲述了一段故事：1960年11月，苏联驻华大使馆举办招待会，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3周年。中国外交部事先通知大使馆出席招待会的中方最高级别嘉宾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招待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契尔年科大使和翻译罗高寿在楼下等候。不一会儿，周总理的车来到大使馆门口。周恩来一下车就悄悄对大使说，10分钟后毛主席也要到大使馆来。

　　这一消息让大家感到格外兴奋和紧张，因为毛主席从不参加外国大使馆举办的礼节性活动。当毛主席和契尔年科大使在二楼白厅交谈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大使们纷纷往前挤，试图近距离目睹伟人的风采。一个小时后，毛主席离开大使馆。其他国家的使节们都跑过来好奇地问罗高寿：“毛主席怎么会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大使都和毛主席谈了些什么？”

　　翻译工作使罗高寿有机会频繁接触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1989年，已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罗高寿陪同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华时，邓小平一眼认出了他，高兴地说：“我记得你，你50年代当过我的翻译。”

　　罗高寿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透露了自己的一个夙愿：希望有关资料档案部门能够为他找到有毛主席和他的合影。“我知道这很困难，但我很想得到照片，因为这些照片太珍贵了”，他动情地说。

　　见证中苏关系正常化

　　1969年3月，中苏两国边境珍宝岛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罗高寿再次来到中国，任驻华大使馆参赞。中苏两国关系处于最低潮，罗高寿形容当时北京“很不安宁，使馆周围全是红卫兵”，有大约9个月的时间外交官们不能带家属。

　　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回国途中在北京停留数小时，与周恩来总理就边境问题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重要共识。“我参加了这一历史性会谈，并成为以后双方进行边境问题谈判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后不久，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即率团来京谈判，罗高寿也参与其中。17年后，已经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罗高寿被苏联政府任命为苏中边境问题谈判团团长。

　　1989年5月，罗高寿随戈尔巴乔夫访华，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瞬间。“邓小平先生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所说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8个字意义深远，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有教益”。1992年初，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签署总统令，任命外交部副部长罗高寿为俄罗斯联邦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

　　罗高寿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从1992年至今是俄中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好时期”，他对此时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主席的印象也是最深的，因为江主席很熟悉苏联，会说俄语、会唱俄文歌、会跳俄国舞蹈，还很会用俄语开玩笑。1997年11月10日，罗高寿陪同访华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应邀到江主席家中做客。罗高寿回忆说：“他们谈得很好，都说对江主席的印象非常深刻。”

　　抹不去的中国记忆

　　因为工作关系，记者曾多次采访过罗高寿大使，每次见面总能领略到他的谦逊、风趣和微笑。一张典型的西方面孔却流露出东方人特有的儒雅。

　　罗高寿说，他很幸运在自己外交生涯一开始就接触了中国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还曾和老舍、徐悲鸿、梅兰芳等文化名人见过面，到过他们家中做客。他也由此对中国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和自己的父亲老罗高寿一样，足迹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我(对北方和南方)很难做出选择，我颇喜欢青岛、大连、深圳，因为那里整洁、美丽、景色宜人。我也喜欢哈尔滨、乌鲁木齐，因为那里有我抹不去的记忆。我喜欢中国的山山水水，喜欢这里善良的人民。”

　　时至今日，罗高寿每每听到中国人朗诵普希金的诗、唱俄罗斯歌曲心情就异常激动，因为他感受到了俄罗斯文化在中国的存在。他喜欢弹钢琴，甚至经常应记者的要求弹奏一曲。2001年北京电视台举办的新年晚会上，罗高寿亲自登台表演了他擅长的钢琴弹奏。《莫斯科——北京》——这首曾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曲，把人们带回到上世纪50年代。一曲终了，掌声如雷……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