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民政局在对人大代表“关于尽快在深圳市对流浪乞讨者实施综合治理的议案”作回复时，表示要建立公共劳动形式的社会救助体系，给乞讨人员提供一些类似清扫街道、运送垃圾、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劳动机会，引导乞讨人员放弃乞讨。

　　另外，据报道，深圳市民政局还向市政府提议，建立“流浪少年儿童救助保护教育中心”，安排专职人员负责流浪乞讨少年儿童的生活、教育，使他们尽快摆脱幕后操纵者的控制，待查清地址后再护送他们回原籍。

　　此前，市民政局对10名市人大代表在今年“两会”上提出的“关于尽快在我市对流浪乞讨者实施综合治理的议案”作出回复，表示，乞讨不应成为一种职业，有关方面提出的设置“禁讨区”的建议，尚无法律依据支持。

　　这三条新闻都发生在最近半个月之内，它向我们传递出了一系列可喜的信息：一是民政部门坚守“依法行政”的理念，没有因为一些城市设置了“禁讨区”，部分市民也要求设立“禁讨区”，就作于法无凭的事情；二是在城市流浪儿童和乞丐管理方面，深圳并没有坐等国家法律的调整，而是在积极创新，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近年来，市民对深圳的乞讨现象和流浪儿童现象反映较多，人大代表也经常提出加强管理的议案，方方面面都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尽快解决。但是，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社会救助，对我们来说是一场试验和探索。乞丐，不仅仅是深圳的难题，也是国内、国外各大城市共同的难题。即便在是经济发达，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备的美国、法国、德国，乞丐问题也同样长期存在。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都没有找到完美无缺的解决方案。

　　对解决乞丐和流浪儿问题的艰巨性，深圳的市民和城市管理者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要在法律的框架下积极探索新办法，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性。任何办法，都是有局限性的，只能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或者在某一个时期有效果。有时在解决旧问题时又会带来新问题。

　　比如计划推出的“通过就业解决乞讨问题”，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办法，但是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仍然有待观察。因为深圳能够提供的清洁方面的公共职位毕竟是有限的，而人力资源市场上，大量素质更好、更年轻的求职者仍找不到工作。另外，清洁岗位的收入毕竟比较低，而据报道，一些乞丐的月收入可以达到2000到3000元，甚至更高，这些岗位的吸引力可能有限。

　　再比如“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流浪儿童，特别是被人操纵来偷盗、乞讨、卖花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温馨的家，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温情。但这个“家”毕竟是临时的，将来他们仍然要返回原籍。记者的多次调查都证明，相当比例的乞讨儿、卖花女，都是经过父母允许，被人雇佣的。他们经过中心的保护，被送回家之后，很可能再次回流深圳。

　　要减少乞丐和流浪儿童，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要通过发展经济、健全社保，减少贫困人口来实现。而这，需要包括深圳在内的全国上下的共同、长期的努力。

　　作者:本报评论员刘晓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