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近日，参加浙江省公开选拔副厅（市）级、县级党政正职领导干部竞聘的10位民营企业家全部落选了。此事引发了人们各种各样的议论和猜想。但是，有关报道却没有问一问，为什么这次浙江省选拔领导干部竟然吸引了10位民营企业家去竞聘？这些民营企业家“弃商从政”的背后蕴涵着什么？

　　比起追问落选的原因来，这是一个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的问题。也许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弃商从政”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比如，在接受采访的企业家中，有的是因为兴趣，有的是想施展更大的抱负。当然，这里面也少不了政府的“广纳贤才”。据悉，浙江省此次面向包括民营和外企管理人员在内的非公经济组织人士公开选拔副厅（市）级、县级党政正职领导干部，在全国尚属首次。而为了给民营企业家创造准入条件，这次公开选拔对他们设定了比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还低的门槛。但是，一下子涌出10位民营企业家去竞聘政府官员的职位，我们就不能不问问为什么了。笔者认为，民营企业家“弃商从政”反映了目前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不是很令人满意。十六大虽然确立了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一样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地位，但经济生活中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依然存在。比方说，在市场准入方面，民企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国企还不能享受同等待遇，而政府垄断和半垄断的行业，民企基本上很难进入；在融资环境方面，目前民企普遍缺乏金融支持，获取资金的渠道相当有限；在法制保障方面，某些执法部门如工商、税务等，常因部门利益而损害民企的合法权益。以本轮宏观调控来说，虽然国家并不是针对民营企业来的，但很多民营企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些为谋求更大发展空间而向金融和重化工业领域拓展的民企，在此轮宏观调控中基本上不能全身而退，成为地方政府“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牺牲品”。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环境的不如意甚至某种程度的恶化，从侧面说明目前政府的权力还很大。改革虽然已经过去25年了，但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还处于主导地位，官员手中还掌握着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行政干预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例如，一般的商品价格和某些生产要素的市场已经放开，但政府对土地、货币等重要生产要素的供给，仍然具有一定的主导权；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初步形成，但政府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尚未完全摆脱“投资主体”的角色；虽然大量削减了行政审批权，但在部门利益的诱导下，某些重要审批权控制得更严，并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由于官员手中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当官”成为一种风险很小但收益颇丰的职业，面对民营企业发展的种种不如意，两相比较，民营企业家选择弃商从政，正是理性经济人的选择。何况我们本来就有着长期的＂官本位＂意识。事实上，民营企业一直是在政府权力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对权力有着天然的敏感。尤其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官员的公权力可能具有比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更加明显的诱惑力，民营企业家会更有意识地去寻求“保护伞”或者干脆“弃商从政”。而无论是寻求“保护伞”还是“弃商从政”，如果在此过程中没有权力制衡与全程监督，不能有效地界定官商界限，其结果都有可能造就出变相的“红顶商人”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