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当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具体体现。李长春同志指出:“实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建设工程,必须立足新的时代条件,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系统研究和梳理,明确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必须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加强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鉴别和引导,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干部群众关心的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本文拟根据以上精神,就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有关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自己的学说以来,已经过去整整160年。在这样长的历史时期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呈现出这样一个地缘文化事实:它产生于西方,却影响、改变和扎根在了东方。这是特别耐人寻味的。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智慧和人类优秀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晶,是由两个大的部分构成的,即理想主义的部分和现实主义的部分。其理想主义部分主要是对人类美好生活(包括经济发展的高效率与分配制度的公平之间的统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与精神生活的不断完善之间的互补等等)的憧憬与构想,对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创造性、人的精神境界的美好与崇高、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互助等等)的追求,对人的劳动从“异化状态”向“本真状态”回归的信心等等。总之,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人(包括全人类和每一个个体的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它是一种彻底的“以人为本”的学说。这个学说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快速地、合理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类从千百年来一直制约着、压迫着他们的经济需求下面解脱出来,进而获得精神的解放。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现状并不理想(主要表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剥削、劳动性质的异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畸形发展等),所以马、恩提出自己的学说首先是要表示一种抗议,即抗议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其次,他们要通过社会的和文化的分析、批判来促使当时的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处境,进而自觉地去改善这种处境,使人的“自我”恢复原状。可见,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全力以赴地促使不合理的社会向合理的社会转变的“批判的武器”。

　　然而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讲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旦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理想的人本主义理论,而且是一种力图改变世界的现实革命理论。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树立了一种理想社会、理想人格的范式,同时它又要求人们必须通过切切实实的行动(即“武器的批判”)来达到这个目标。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是我们十分熟悉的。那就是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本质,来唤醒雇佣劳动者的阶级意识,进而组织成为革命的力量,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首先在政治上实现变革,紧接着,通过变更旧的生产关系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为已经成为社会主人翁的原来的雇佣劳动者谋取最大利益。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此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二

　　问题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功能没有能够在它的诞生地西方得到充分的发挥,却在遥远的东方(俄国特别是中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呢?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部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它对社会的全面进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描绘与预言,不论对西方还是对东方,都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观。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部分,在西方和在东方的适用程度却有极大不同。不错,马、恩十分痛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并通过大量论述来揭示了它的罪恶以及它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但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像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制度一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一点应当看到:当初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许多对资本主义持否定态度的思想家们的批判,客观上促使这个制度的维护者们认真地对待这个制度的种种非人道的性质,并千方百计采取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措施(甚至包括借鉴社会主义国家有效干预和调控经济的措施),来克服它的一些弊端。结果,西方资本主义便从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自由、粗放、张牙舞爪的形态逐步演化为后来的“理性”和“温文尔雅”的形态了。

　　东方国家的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东方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政治权力是支配一切的至高权力。正如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所指出的:在东方国家,最高权力一旦发生变故,改朝换代、社会大变迁便即刻实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所设计的“剥夺剥夺者”、用暴力“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革命方略,最能引起东方革命者的共鸣,也最易于被东方革命者所采纳(当然,在真正实施的时候,还必须与本国的具体情况相适应,设计出一种最可行的革命方式来,比如列宁的“十月革命”策略和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东方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东方被压迫民众与西方被剥削民众的生存境遇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力图唤起西方无产者的阶级意识和革命冲动时总是不很顺利,而另一方面,它在传播到东方国家时,却迅速地将东方劳苦大众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激情极大地焕发了出来。的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本论》等著作中揭露出来的西方无产者的被剥削的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如果放到当时俄国特别是中国的劳动者当中来,简直就算不得“不人道”。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把订阅报刊、孩子接受教育等等费用,折算成19世纪欧洲一个下层工人家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然而这样的开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哪怕对于中等阶层来说也是不可能的。于是,当西方的劳动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召唤越来越无动于衷的时候,中国的劳动人民却在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其革新了的形态就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之后,便风起云涌般地投身于“剥夺剥夺者”、“翻身做主人”的革命中。

　　三

　　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哲学的现实意义的时候,曾经把这种哲学称作“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意思是说,虽然黑格尔哲学未能在黑格尔的故乡德国造成现实的变革,却在思想上启发了法国的革命者。马克思对黑格尔理论所产生的这种奇异的社会效益的评价,同样也适用于马克思自己的理论:这一产生于西方却在东方国家造成了空前社会变迁的伟大学说,不正是一种“东方革命的西方理论”吗?

　　有人把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50多年的指导思想这件事,归结为所谓“权力话语”的结果。这种说法至少忽视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事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有着天然的一致。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类型,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估价应该说是非西方化的,即它从不承认人性的丑恶或“原罪”,反而认为人有着某种善良的意愿,比如对“本来意义”的劳动的天然热爱,对消除精神异化、回归自然本性的渴望,对自身“全面发展”的向往,对“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的那个“历史自由王国”的憧憬等等,都表明马克思对人性的“复归”是心驰神往的。这些,恰恰与儒学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对“大同世界”的渴望、对“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期盼等等,有着许多的一致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在原因。但是马克思主义比中国传统文化高明的地方在于,它从来都强调人在走向精神完善和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必须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并不是机械的和直接的,而是恩格斯一再指出的那样,是“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既包含了西方的“工具理性”精神,又包含了东方的“价值理性”意蕴的思想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导致全球性思想文化激荡的形势下,在当代西方各种各样思潮蜂拥而至的时候,正确地认识和估价10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以便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其最新形态就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形成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走向和思想诉求,这不仅是社科理论界的分内之事,也是各级领导者的重要职责。

　　四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境遇有些令人奇怪,作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它拥有一种无可争议的政治、社会地位,不但写进了党章和宪法,而且成为制定国家发展战略、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性指导原则;但是,当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理层面研究的时候,却显得深度和力度都不够。个中原因,一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左”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被规定为一种在字句上都不容许更改的教条的理论体系,而这种体系基本上是根据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二是有的人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为由,而不愿探讨甚至不愿承认它的学术理论价值,以致于出现了绕开马克思主义去探讨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这样的倾向(比如学术界有些人对“新儒学”的热衷)。这样做至少是脱离现实的。因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已经占据长期而相当稳固的主流文化地位,因此在21世纪,任何一项重要的思想建设事业都不可能不与马克思主义有直接的关联,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决策这件事本身正说明了: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论思考、研究和学科建设,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作为一项宏大工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研究和建设,其手段仍然是用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目的仍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而要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本点,同时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误解。历史已经证明,苏联人解读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即便不是一种过于偏差的理论体系,也是一种过于狭窄的理论体系,它在实践中虽然导致过辉煌的成功,却也造成过严重的失误,以致于后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实施了改革,进而导致了改革的成功(中国)和失败(苏联)。但是,另一种偏向又出现了,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的理解,即把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片面地解读为“唯经济决定论”甚至“唯GDP(国内生产总值)决定论”。这种看法的偏颇,其实早在恩格斯在世时就被严肃指出了。恩格斯讲:“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了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事实上,在马、恩逝世后100多年的时间里,怀有敌意的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一再把唯物史观描绘成一种探讨人类行为的物质和经济诱因的浅薄的心理学理论。不错,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其关注人们现实的经济生活条件(主要是生产方式)对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欲望的巨大制约作用,这一点正构成了他们的历史哲学的基本理论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精神文化水准只能步经济发展状况的后尘,更不意味着人们生活的意义只是在于全力追求物质的消费和感官的满足。然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的理解,却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甚至有时在理论界)不时地出现,似乎我们社会中那些一味追求金钱、物欲、享乐的种种行为,可以“合理地”被归结为“物质第一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类。不过,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当历史跨过21世纪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最终确定了“五个统筹”、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的发展观,这无疑是对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所做的最确切的诠释。

　　因此,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统一的学说,理解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诉求的理论体系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商业文化氛围中就仍然拥有持久不衰的价值,其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它可以解救处于异化(或物化)状态下的现代人。到目前为止,所有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伴随着巨大的精神阵痛。如果这种现象的确避免不了,那么马克思主义可以起到消除(至少是缓解)人的精神阵痛的作用。单就配置资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言,目前最成功(当然未必最人道)的方式就是“市场化”,这种方式在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效率表示过赞叹,而这种生产方式在今天所带来的物质产品的丰饶、快捷和便利更是有目共睹。但是,这种生产方式在历史的主体———人身上所体现的,却是分配的不公和精神的倒错,马克思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或物化)”,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弊端。虽然马克思的时代离今天已经过去100多年,而且资本主义也进行了多次的自我调整与更新,但它的这种内在的弊端却是怎么也克服不掉的;它在当今世界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使原本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冷冰冰的人,使原本丰富多彩的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清楚地认识到,尽管经济这种“硬实力”永远都是文化这种“软实力”的基础,但那种以单纯的经济力量来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观点,却是十分片面的,因此必须明确,人,从来是并且永远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正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最关键的价值取向,那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上的思考,想要得出的正是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之所以必须加以否定,就是因为它总是把对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追逐当成人的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动力;而社会主义之所以应当取代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它关注的是人的整体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并且力求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而创造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条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作者：徐圻　来源：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