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5日电新闻晨报报道，余秋雨新作《借我一生》在一片质疑声中正式面世，新看到书的读者发现，余秋雨在叙述中，时不时流露出愤懑的一面。原本被劝说要在书中去除火药味的他，并没有忘记在字里行间，对那些曾经批评过他的人，做出猛烈的攻击与回应。

　　在《借我一生》第三章中，余秋雨用“书毒头”来形容书呆子。他这样写道：“尽管当时乡间已经没有什么识字人，但只要一提起这个称呼，乡亲们仍充满了鄙视和嘲谑。我想这也许属于某些‘负面人格类型’的隔代传播吧。我当时问过妈妈，书呆子只傻不坏，为什么把他们说成‘毒头’呢？妈妈说，他们钻起牛角尖来也够狠毒的。等我长大后才会明白，那个‘毒’字，一定是另一个同音字‘蠹’的误置，‘书毒头’也是‘书蠹头’。躲在书籍中蛀咬书籍的小虫是也。说得好听一点，这些书蛀虫也算在‘咬文嚼字’。”

　　在《借我一生》第二卷中，余秋雨多处提到一个被他称为“金牙齿”的人。

　　在第七章第六节，他写道，“我们这个高校联合编写组里掺进来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人，比较奇怪。这人一笑，露出两颗发出铜绿的金牙齿”。他还曾经策划了捉弄这个“金牙齿”的恶作剧。

　　在第九章九至十一节，他被揭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因为“金牙齿”向上揭发在毛选五卷辅导报告和学习动员大会时，余秋雨中途离场，结束时还没有返回，整个过程都没有请假。而余秋雨写道，他当时离场是因为一位教师突发疾病，他和一位年轻人将教师送回家，当时“金牙齿”就坐在边上，完全知道他们为什么中途离场。余秋雨认为，“本来在‘文革’中，凭他与编写大学教材毫不相干的奇怪身份，凭他与上海几个工人造反司令的接触，我一直怀疑他在教材编写组中担负着某种耳目的角色。”

　　在第一卷第五章，余秋雨写自己初中时，美术老师要他做模特儿，只穿内衣站在讲台上让大家画。结果男同学画的他多数是裸体，女同学画的他几乎都涂满了口红，还用很大的字体写了他的名字。余秋雨这样写，“这段话，几十年以后我还拿来送给那些把文化声誉说成是‘文化口红’的评论者，笑他们怎么做起了我初中女同学们早就做过的事。”

　　而在写到自己在文汇报社工作，因为贫穷忍饥挨饿时，余秋雨将笔锋转到了一位对他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姓余的青年”，他写道，“前几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听了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30多年前我快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黄腾达。我好奇地去见了这个年轻人，回来后很多朋友责问我为什么如此宽容他，我说，见到他就心软了———不饥饿的20岁，油亮亮的20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20岁，让我心软。”

　　曾指出余秋雨作品中数处“硬伤”的金文明说，这里的“咬文嚼字”，一看就知道指谁。他不知道余秋雨为什么称“书毒头”，偏偏要用狠毒的“毒”字。“其实这种攻击对我，对《咬文嚼字》，都不会造成伤害。但可以看出余秋雨是想尽一切方法，对一切批评者，睚眦必报。

　　书中的“金牙齿”，是华东师大中文系退休教师孙光萱。他说，“我确实补了一颗牙，但是普通的牙，而且我曾被保送北京外教学院。”孙光萱认为，在自传中，余秋雨避重就轻，回避事实。当时姚文元要修改《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想找人做资料准备，朱永嘉选了余秋雨和小高，在书里，余秋雨没有点出这一点，同时否认是石一歌写作组的成员。但这是否认不了的。

　　远在美国作访问学者的余杰，虽未来得及看余秋雨的新作，但余杰表示，他坚决反对余秋雨“不忏悔”的态度：“我从来就不想针对余秋雨个人，而是想通过这个个案，分析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如果到现在还要用自我辩护甚至自我粉饰，而不是反思和忏悔的态度来对待那段特殊经历的话，那么他对读者的诚意，我持怀疑态度！”（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