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想而又良性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橄榄型”是一种可流动的动态结构模式，也是一种“强国家强社会”的平衡结构模式。由于我们目前所处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一个雏形，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要使“该大的大起来、该小的小下去”，公共政策的型构作用十分突出，因为国家通过公共政策能够分配和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指出，中国逐渐诞生了一个“中间阶层”，占15％，2000年比1992年中层职业的比重增加了7.2个百分点。衡量是否为中间阶层的指标主要有知识资本、职业声望、就业能力等，在收入及财富水平上，以个人年均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2.5～3.5万元，家庭年均收入在5万～7万元为基准。这个中间阶层在一个发育健康的社会模式中，其家庭数量应该达到总家庭数的70％～85％，即处于“全面小康”状态。至于“两头小”的部分只能占10％～20％的数目才算正常。那么，国家政策的力度主要在于化解最富有者和最贫困者与中间阶层的两个不同向的差距。

　　针对富有者，国家通过税收和利率杠杆，实行和完善各项税率政策，比如征收个人调节税、奢侈品消费税，甚至可以借鉴国际通行办法开征遗产税；针对贫困者，国家要进一步强化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实行和完善社会救济政策，比如低保政策等。一个社会的财富只有由多数人控制或向多数人转移才是理性的，而向少数人转移或由少数人控制则是危险的。

　　要建构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从宏观方面来说，首先，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消除诸如户籍、就业、人事方面的制度性障碍显得很有必要；其次，社会政策的设置和创新，诸如社会调节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将至关重要；再次，建构合理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公共资源理性配置和公平供给意义重大；最后，制定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战略，对于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加速社会流动具有深远的影响。陈潭（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