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永

　　8月3日晚，在北京和济南的足球场、在电视机前，上亿球迷观众着实过了一把瘾。日本队靠顽强的斗志淘汰了巴林队，中国对凭点球战胜了伊朗队，双双进入8月7日举行的亚洲杯足球赛的决赛。中日两国都很重视足球，近年来双方运动水平和成绩不断提高。日本队作为上届亚洲杯卫冕队踢进决赛不足奇；中国队凭借天时、地利、人和而打入决赛也显示了长足进步。两强相遇必有一拼，无论谁夺冠，都能达到彼此切磋，促进亚洲足球水平进一步提高的作用。

　　然而，从这次足球比赛的进程中，人们似乎还看到了足球里的政治。随着中日两国球队分头步步踢入决赛圈，政治因素似乎越来越升温，以至于引起日本政府高层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不满与忧虑。其直接起因是，在这次中国举办的亚洲杯足球中，现场的球迷观众似乎都不声援日本队，有时场上还出现喝倒彩或一片“嘘”声。在日本同巴林争夺决赛权的比赛中，日本足球现场解说员情不自禁地说：“这里就像是巴林的主场”。球场看台上还出现“钓鱼岛是中国的”横幅。日本一些媒体也借题发挥。很显然，足球赛中自然流露出的民众情绪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日政治关系的不睦。自森喜朗内阁修改日本教科书、为李登辉访日放行，到小泉首相4次参拜靖国神社，几年来中国人的心的确被麻木不仁的日本政客伤透了。日本足球队在中国赛场上受的冷遇本应引起日本政治家的反省，但8月3日小泉首相仍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否认这与其参拜靖国神社有关，只是强调“体育是友好的盛典”，“不要把政治带入体育”。同一天，自民党内一些议员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抗议，澄清是不是反日教育的结果，并对中国能否办好北京奥运会提出质疑。8月4日，在日本众议员外委会上，川口外相称，“在体育场地发生反日行动令人遗憾，希望中国球迷考虑妥否。”细田官房长官也向中方提出，日中决赛时，“日本观众也会从日本赶到现场助威，所以希望中方认真对待，不要发生纠纷和暴力行为”。这说明，日本政府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更值得日本政府注意的是要防止有人借机制造反华情绪，激化矛盾。

　　足球在所有体育竞技比赛中，是男女老少都爱看的项目，也是球迷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助威呐喊最热烈的项目。这正是足球特有的魅力所在。竞技体育中夹杂政治因素和民族情绪在所难免，特别是足球这种肢体对抗性、球员与球迷互动性较强的项目，球迷立场鲜明地声援某一方是很自然的。就连约旦国王不也是特地前往重庆为本国的球员当了一把“啦啦队”嘛。问题在于，要适度。中国球迷大多深知：赢球重要，赢人更重要。一个成熟和理性的民族，是具有平衡感的民族。否则，很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中华民族是好客的民族，作为东道主更要善待所有参赛球队和外国来宾。对于中国的客人，中国的球迷应该而且能够当好主人，对包括日本队在内的所有外国球队都应予以尊重，表示友好。这样，才能使亚洲杯成为团结亚洲各国人民的友谊之杯，使中国形象与北京奥运成为各国朋友的向往。

　　“厌恶和尚，恨及袈裟”是不可取的。对小泉首相不顾损害中日关系而顽固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和人民当然坚决反对。但越是在这种时刻，对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大局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越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备加关爱和珍惜。在这方面，当年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尤其重视在体育中讲政治。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通过乒乓外交，“以小球推动大球”，打开中美关系。在中日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甚至在岸信介政府竭力推行“两个中国”的时候，周总理仍然十分重视通过中日民间体育交往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1961年4月中日两国选手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决赛上交锋，激起亿万球迷的热情。周总理在百忙之中特意会见日本乒乓球代表团，表示对中日体育交流的支持。他关心日本乒乓球女运动员松崎君代的感人故事更是传为体坛佳话。中国女排能取得世界冠军，离不开当年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的指导。大松博文曾带领日本女排在上世纪60年代独领世界女子排坛风骚，创下157场连胜的奇迹，使日本女排赢得了“东洋魔女”的美誉。1965年，大松博文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华指导中国排球，为中国排球事业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为促进中日两国体育界友好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如今，中日关系需要我们这一代写下新的一页。前不久，日本大相扑访华公演取得圆满成功。我们期待8月7日举行的亚洲杯足球决赛能够成为中日友好交往的一个新起点。胜负是暂时的，友谊是长久的——这也许应该成为21世纪世界体育道德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