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8月6日报道，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去盖的方案已报批。这对建筑界高烧不退的崇洋热来说，或许是一贴清醒剂。

　　伴随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努力，北京正在成为国外新潮建筑的实验场。在这批洋建筑中，“鸟巢”的问题是具有代表性的：造型前卫、新奇，而实现奇特造型的一个代价则是极其高昂的造价。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为所谓的“艺术追求”不惜成本、一掷千金，这种建筑理念无疑是不足取的。

　　问题在于，这些方案是我们按程序征选的。这涉及我们对公共建筑的一个根本态度：是为了实用，还是为了壮观。显然，当前正在蔓延的对建筑越来越浮华、越来越“超前”、越来越偏离常识的态度是令人十分担忧的。据说，在国内大红大紫的一些洋建筑师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搭准了我们中国人的“脉”———我们要的常常不是一个建筑，而是一个“奇迹”，壮观压倒一切，价钱是不成问题的。

　　对城市建筑一味求新求异的思维是肤浅和有害的。因为“新”不等于美，越是新潮、流行的东西越容易陈旧过时；它还会导致对真正有价值的城市历史文化的损害。与一般建筑物不同，在首都建造的大型标志性公共性建筑，对风气的引领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应具有面向未来的精神，而且应当尽可能地体现公共文化价值，反映民族的文化精神。一个现代国家的公共建筑，绝不是越华丽、越豪华、越新潮越好。发达国家的现代公共建筑，其基本风格都不是夸张地炫耀财富和标新立异；而是内敛、含蓄的，传递的文化价值是殷实、沉稳、坚固、历史感。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建筑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等，传递的是庄严、宏伟等当时的主流文化价值；而在最近北京、上海等地的此类新建筑，传递的却是新异和奢华。它提供了一个不良的示范，强化和放大了社会对“洋化”和“奢华”的追求。某些建筑方案所体现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霸权文化和光怪陆离的流行文化。在建筑学本体的意义上，林徽因曾提出过“实用、坚固、美观”的要求，作为最基本的建筑准则和伦理，它具有普遍意义，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特别需要恢复理性，恢复常识。

　　还应当看到，当前的许多形象工程，并不完全是建筑师和艺术家的思维成果，还是制度建设缺失的体现———它更多地承载了人为的因素。因而，公共建筑的决策过程和程序公正十分令人关注。城市社会的真正内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间、社会参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扩大。归根到底，城市的现代性最终是由其文化“软件”制约和说明的。只有在“能不能够”的技术判断之上，首先进行“应不应该”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接近我们所追求、向往的“现代化”。

　　本报特约评论员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作者：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