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 晴

　　我总觉得，我不仅仅是在写一个人，写查建中。我其实是在我和他之间剥离，剥离出一个我心目中的人；我其实是在寻找，寻找我苦苦追求的一种情结。对于这种剥离和寻找我极尽心致又充满热情，有美好，也有痛苦。每当想到此处，我都会落泪。“落泪是金”，我体验到了。——采访手记

　　第一次与查建中聊天，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句话，他“在清华只是闻了闻味——”

　　也许是这句话提示了我。我尝想：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一种味道，那味道也许很难用精练的语言表述，但直觉、感觉都会准确无误地告诉你，那的确是他的味道。

　　查建中1965年考入清华，在当年录取的1600名佼佼者中位居前十名，受到了蒋南翔校长的接见（这里面的故事留待下面再讲）。一年以后，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件延续了整整十年，清华园更是不太平，查建中正是在一片动乱的血污中结束了本该令人钦羡的清华学子生涯。

　　那么，查建中的身上到底是一种什么味道呢？每每想到这里，我的眼前就会闪现出那座已有了近百年辉煌历史的科学殿堂；闪现出赫赫然于老校门上那桐的手书“清华园”；闪现出朱自清曾独自受用的无边的月色下的荷塘……一代代薪火相传，构成了一股浓郁的清华味道。查建中的身上是清华的味道吗？正常的清华生活在他的确短暂，于他的生命中也许真的很轻飘，仿佛一股飘忽即逝的味儿。然而，我却着实感到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其实早已潜在他的生命深处，又无时无刻不在顽强地散发——

　　直到今天一位朋友发来他几年前写下的一篇文章《失踪留下的思考——也谈六八人》（遗憾的是文中没谈到当时的查建中们，他只说了一句“他们却更早地‘失踪’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以一少年混迹于六八年人时没有机会触摸到这些人），其中一段话，使我无法释怀：“在当年和今日之间，最致命的失落就是那一致性和延续性。或许，那一代人在今天，什么都可能，什么也都有，惟独失去了某种追求，惟独没有留住那种精神追求中的真诚。”应该说，查建中恰恰是留住了真诚的人。

　　“凡事都有个根——”袁叔，他的继父，一位

　　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的老人对我说。

　　金山陵园坐落在西山上，香山像一道屏，把陵园紧紧地揽在怀里。墓地依山势而建，不张扬、不显赫、朴实无华，全不像一般陵园张显气派。墓碑也大都很简单，不见碑额，平实的碑身下是一本本翻开的书。这看似普通，其实是一个很令人钦佩的创意——无论生前尊卑贵贱，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大书，每一张摊开的书页都在讲述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查建中将母亲安葬在这里，这是他亲手选择的地方。母亲的墓碑旁边，伸出一棵小树，前面也遮有一棵小树。春风吹出不大的绿叶，连成了一片小小的绿荫。他说，有这两棵树，母亲晒不着。

　　他在郊区有一栋房子，挺大的庭院，散种着各种树木。檐下，他种着母亲最最喜爱的袖珍月季。每个星期他都要回去看看，因为母亲生前非常喜爱这栋房子。

　　又到月季开花的时节了，可是母亲不在了。他每每采下刚刚吐蕾的花苞，带回城里，养在新居的阳台上，又每每驱车来到这里，把这些花供奉在母亲面前。

　　淡粉的、嫣红的月季绽放在母亲面前摊开的书页上，那是他为母亲点燃的一炷心香。

　　从墓地前边不远的高处望去，一眼便可望到他的家；而站在家中客厅的窗前，一眼就可以看到这山，看到安睡在山中的母亲。母亲没走远，母亲真的离他很近——

　　母亲离去的时刻，他没能在身边。

　　前一晚，他出差落脚重庆，还和母亲在电话里聊了很久很久。第二天一早，他刚要踏上继续远行的客轮，就接到了母亲病重的消息。电话打到家中，袁叔并没有在医院？他预感到不祥，转即飞回了北京——母亲真的已经离他而去，可昨晚的话语还温馨地响在耳边——

　　这痛苦实在使他难以解脱，因为，在他的人生长旅中，母亲早已成为他时时刻刻的精神救援。

　　查建中的记忆中，父亲的影像已经很淡了。小的时候，父亲总是很忙，很少顾及他们；父亲总是很严厉，严厉得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印象——大男子主义。

　　父亲的确很忙，直忙到1957年，还在为国家的事业在《人民日报》上忧心忡忡地发表了整整一版文章；直忙到一顶“财政部头号大右派”的帽子重重地扣在了头上。

　　一夜之际，父亲从身居高位的“人民公仆”——财经专家、财政部参事室主任、民革财政部主委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横在母亲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跟着父亲；要么划清界限。为了他和两个弟弟，母亲毅然和父亲分手了。母亲离开了中央机关，也没有回到阔别多年的大学讲台，主动申请下放到中学教书，条件是带着三个孩子。

　　从此，忙碌而严厉的父亲在他们面前消失了。直到两年之后，父亲借“保外就医”从劳改农场回到北京，才在舅舅家与他们见了一面。

　　那年，他12岁，正在母亲工作的育才学校读书。

　　那次见面，父亲变了，变得很温和，一再嘱咐他一定要听党的话，要好好学习。他怯生生地站在父亲面前，一向品学兼优的他认定父亲骨子里肯定不是这种想法，他觉得父亲深奥莫测，简直像个谜。

　　育才是从延安迁来的干部子弟学校。在校园一角九平方米的小屋里，母亲带着他们深居简出。尽管他和弟弟是银质奖章、金质奖章的拥有者，但他们从不敢昂起头走路。因为，在他们心上，有着一个巨大的深深的隐痛，那就是父亲。在同学面前，他从不提父亲；在同学眼里，他根本就没有父亲。

　　没隔两年，父亲因心脏病死在了劳改农场，这还是几年后他填写履历表时才得知的。父亲直到死时头上还压着那顶帽子，直到1978年，才被摘去其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帽子。

　　在育才学校里，母亲做过他的班主任，教过弟弟，但是从未给他们吃过“偏饭”。

　　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母亲永远在备课，母亲留给他们的永远是一个坚挺的身影。而那身影本该在大学的讲台上；本该在宽敞的四合院里；母亲已经出过书，母亲本该还有许多东西要写……为了他们，母亲不得不独自承担起一个家庭。

　　那个时候，他已经从那坚挺的身影中隐约看到了母亲承载的牺牲，而这样的牺牲，直到他成长到母亲当年那个年龄时才懂得。

　　母亲出生于南京一个很有身份的大家庭，父亲是个官商，曾代表清政府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尽管他十分疼爱这个最小的女儿，可他死得很早。他死的那年，母亲只有10岁。抗战的烽火一起，人们纷纷离开了南京，失去了双亲的母亲便和她的外婆回到了老家安徽查村。十来岁的母亲不仅开始管家，还管起了村里的事。在山东做县长的舅舅为家乡父老寄来了牛痘疫苗，可没人会种，母亲撩起袖管，毫不犹豫地对准了自己细嫩的手臂，而后，挨家挨户地说服乡亲们——那时节，母亲的屋子里充满了浓浓的情谊，堆满了乡亲们送的糖果糕点，连人都快进不去了。

　　14岁时，母亲离别家乡，只身到大后方读中学。从南京到贵州，母亲颤颤悠悠坐在长途汽车高耸的行李堆上，眼看着前面的汽车一次又一次被翻到沟里；女校的宿舍原来是牛棚，比牛高贵的是母亲的身下多了些稻草；周末，母亲每每走上几十里山路，去看望姐姐，省下来的车钱变成了姐姐家桌上的水果、蔬菜（时隔20年，查建中也常常徒步往返于清华园和天坛附近的家，车钱都留给了困难的同学）……

　　父亲考进国民党政府，业务好，能力强，一直做到财政部代次长。解放前夕，刚刚大学毕业的母亲，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敦促父亲放弃高官厚禄，坚决留了下来。

　　一解放，母亲就走出了家庭，教书、学习、当会计，还带着一个比一个只小一岁的三个儿子……

　　在育才，母亲面对的是又一个新的考验。和母亲同来的叔叔阿姨，查建中眼看着他们因为难以适应，先后离开了，只有母亲咬紧了牙关——

　　七十块钱的工资，四口人的柴米油盐、三个孩子的教育费、两个大孩子还要住校……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卖光了，连全家最钟爱的一台收音机也未能幸免，很多年里，谁都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所有横在眼前的难，母亲都没有背转身，也从未向任何人诉说，都独自一人默默地承受了。留在查建中和弟弟们面前的母亲，永远是一个自立自强的坚挺的身影。母亲还向党递交了申请书——

　　“母亲爱讲大道理，我是信大道理的人，不拿大道理管着就没原则了”；

　　“母亲的许多学生都是高干子弟，也有许多功成名就了，母亲从不麻烦他们，她就是只给予，不索取”；

　　“母亲平时总爱说‘活一天就要质量高一天’，她真的实现了，走的时候，也这么静悄悄的，连袁叔在身边，都没觉得，一句话都没留——”查建中说这些时，正面对着衔日的西山，那天，是他母亲过世一周年的忌日，他刚刚扫墓回来。

　　“查教授是一位真正大师级的学者。我一直迷

　　恋、崇拜大师级的学者，像个追星族。随着成长，

　　我逐渐触摸到了他们的轨迹，他们已成为我职业

　　的榜样。”——姚燕安，一位年轻的副教授，他曾

　　经的学生、现在的同事对我说。

　　大学里一般教师没有办公室，是中国高等院校的一个特色。

　　“中国大学最大的浪费就是教师没有个人的办公室”——这不仅是查建中的美国导师在访问中国大学后的感慨，也是查建中多年来一直忧虑的。三年前的全国政协会上，他就呼吁“给大学教师一间办公室”，遗憾的是，我们的身边每时每刻都在耸起堪与世界最发达国家相比的高楼大厦；我们众多的校园里都悄然现出了花园、假山，然而……

　　采访本在查建中的在职博士生、机械工程系系主任、李建勇教授的办公室里进行。虽说已是周五的下午，紧靠门口的电脑屏幕依旧在闪烁，总支书记正在忙着敲打一份材料；李建勇的桌上堆满了急于处理的文件；一个又一个电话；一次又一次的推门；工地的噪音顽强地刺进了单薄的钢窗——李建勇满脸歉意地让姚燕安打开查教授名下、全系惟一的一间博士生导师办公室。

　　办公室里最整齐的是一套过时的沙发和一个书柜，墙角一张老旧的写字台上（后来我才知道，这写字台还是查建中从天大带过来的）放着一台针式打印机，沙发对面沿着墙壁依次排着三张课桌，课桌间的三把转椅两把已经没了靠背（这实在不能责怪交大的领导，因为在参加交大科学文化周中一次很有品位的活动时，我面前的他们朴素得就像一群学生，全然不同于我所熟视的官员们）。

　　姚燕安说，学校没钱，办公条件不齐备，这里一般没人来，也没打扫，就是他经常来看书。看着他那堆满歉意的脸，我心上陡然生出一股感动；眼前仿佛出现了他苦苦追寻大师的足迹。

　　记得一位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大无可以设计大有”，他还说过“什么东西，只有退到最后，才开始向前运动，最后越是深，前进越是广”。查建中的一段段经历，可谓这一哲理的注脚——

　　1964年，在轰动全北京的“四六八”事件（即第四、六、八中学各从学生中抓出一个“阶级异己分子”）中查建中“落难”了，那年，他读高二。两年前，他以获得银质奖章被保送进北京八中；刚满15岁，他就走进了共青团的大门。两年里，育才学校熏染的“立大志、干大事”的雄心全部化为勃发的学习热情：成绩连年第一、“三好”、“五好”、“优秀团干部”……所有的荣誉都垂青于他，所有的荣誉他都不曾辜负。

　　然而，也几乎是一夜之际，他眼前的一切倏然翻了个个——“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学生”、“狗崽子”，他帮助过的同窗都视他为敌人！他被大字报包围了！他被软禁了！他只知道这突来的一切都是源自父亲，源自父亲带给他的出身，却不曾意识他正在重复着父亲当年的一切——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在他心中都被碾碎了！他太年轻，只有十六岁，他承受不起这一切！他想躲避，他想溃逃，他和母亲闹翻了，他决心放弃高考，到农村插队落户。

　　学校支部书记华瑾（“文革”中，华瑾自杀了。说起她，查建中流露出深深的感念）四处托人，副市长万里召见学生代表，才平定了这场学潮。但离高考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了，又是华瑾——两次语重心长的谈话——重新唤起他的自尊和坚忍，他考出了北京前十名的成绩！他的第一志愿是清华，专业选择是工程物理、无线电、精密仪器制造，但父亲的阴影无法消散，虽经北京市和教育部批准，他被作为“可教育好子女”的典型，但进入机械制造专业已经是他最大的幸运了。

　　清华园内的生活对于他们那一茬学子，惨烈远远多于精彩。紧张有序的学习刚刚拉开序幕，就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查建中也带着同样的迷惘，同样的真诚和热情被卷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但由于他的身后始终伫立着他的母亲，还有学习历史、教授历史、洞悉历史的袁叔，抑或是还有父亲的影子——很快，他就沉寂下来了。他回到了书斋，开始以自发的学习抵御窗外的喧嚣。那一段的学习尽管没有明确的目的，大都是些马克思的革命理论，间或一些经典哲学理论和文学名著，但真诚的思考使他不自觉地汲取了力量，重新调动起了他对于知识的渴念，为他弥补了一部分精神上的缺损。而这以后漫长的九年工厂生活，更是一种双重的弥补——生活在天津“三条石”的老工人们中间，他学会了如何用自强不息来化解苦难和沉重。从搅拌机厂到减速机厂到煤建机修厂，摸爬滚打了7年之后，他终于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1977年，改进0.5立方米装载机的设计时，他发现工作装置设计是有着十几个变量的机构综合问题。解决这类问题，工业界一直沿袭传统的“试凑法”，效率极低又得不到最佳方案，有时甚至连可行的方案也难以得到，于是，只得依照国外的样机改一改……那时，他刚刚听说计算机；刚刚听说能够利用计算机求解工业难题，于是，办公室的灯光夜夜伴他苦读到天亮……

　　他心中的目标隐隐开始投向与当时工业界的大环境、与工厂的条件、与他的地位都不相称的十分超前的科研问题。

　　1976年，在“四人帮”倒台的欢呼声中，九亿人口的大国终于结束了一场漫延了十年的浩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重新闪现机遇。但不是对于所有的人，寂寞与艰辛中的查建中看到了。

　　位于天津市中心的“皇家花园”有一片破旧的平房区，是过去的贫民窟。查建中就住在其中，紧邻的危楼看上去随时都会压塌他家那间只有六平米的小房。平房区住着上百户人家，一个自来水龙头一年四季每天24小时地辛苦，筷子似的细流根本无法打发面前永远排着的水桶。

　　查建中家里的水缸永远是干干的。那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天津大学机械系的“回炉”班，但他没上。一只方凳为桌，他彻夜俯身，准备来年春天考研。

　　“就那小屋，也能出研究生？咱住这‘皇家花园’就没见过研究生嘛样儿！”邻居们纷纷撇嘴；30年代留学美国的舅妈也觉得他的风险太大；他自己心里更没底，要考的5门功课有的只碰过一点点，有的根本没学过；英文从26个字母开始，这以前他所学一直是俄语；孩子只有一岁多，买菜、做饭、洗尿布……他想退一步，报考天津纺织工学院，是母亲又一次撑起了他。但工厂以“技术骨干”为名，干脆不同意他报考；直到天津大学教务处处长（天大校长、工程院士史绍熙的夫人）和机械系总支书记达成共识“是人才，不让考，国家的损失；不是人才，也考不上。”就这样，破例发给他一张准考证，半年苦战后，他成为1979年天大机械学专业20多名考生中录取的惟一一名研究生。

　　中国大学的发展史上大概已经记下了那个年份的学子们超乎寻常的刻苦。当生疏了九年的校园生活重新展开在面前时，查建中认定自己几经洗泡的灵魂，足以承受得住任何困苦和打击——

　　那年，他的女儿四次患肺炎；

　　那年，他出差前一晚，匆匆穿过幽黑的楼道，一脚踢在自行车上，大脚趾趾甲掉了，鲜血流个不停，第二天一早，他照样上路；

　　那年，从重庆到武汉，他趴在船舱里写论文，三峡的美景就在舱外，他竟没舍得出去看上一眼……

　　他必须使自己配得上命运的赐予，他想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历史是一页一页写就的，哪一段都不可或缺。三年前，煤建机修厂实验室里在他眼前隐隐出现的目标，三年后终于成为了他的研究生课题——他调动了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提出了“用计算机解决工程机械设计最优化问题”。

　　“这个题目，是不是真正从工程实践中抽象出来的——”

　　“这个题目，有没有学术意义——”

　　“用这样的方法，是否能够求解这样老大难的问题——”

　　这样的题目，教授们没有做过，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过。

　　三年前的实践，告诉查建中这个题目可以做，值得做；一年多的学习生涯，他已不自觉地把自己对未来的关注纳入了他的人生的整体轨道。

　　于是，工厂、研究所、科学院，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导师的支持下，他确定了自己的硕士论文题目，自学了求解问题所必须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独立完成了全部研究工作。在他那一届研究生中，他第一个完成了学业。论文在全国学术会上宣读，获奖；名字第一次在本领域的权威国际会议上显现。查建中说他这一生中最具“革命性”的转变就是改学英语。

　　然而，当他奋斗了5个月，以优秀成绩通过托福考试，获得了出国读博机会，独自踏上大洋彼岸的美国国土时，他觉得自己仿佛是站在了另一个星球。第一天走在纽约的大街上，满耳的英语竟然一句都听不懂；汽车风驰电掣般从身边掠过——绿灯亮了，他却不敢迈步……

　　纽约州立大学创办于1846年，是全世界最大的学校。他进校的那年在校生就有30万，著名的华人物理学家吴大猷曾多年在那里任教。布法罗是纽约州的第二大城市，位于有着“北美地中海”之称的五大湖之一的伊利湖畔，设立在此的布法罗分校是纽约州立大学最大的分校。布法罗译为中文是水牛，布法罗的校徽上就奋力前进着一头水牛。

　　每月380美金的生活费——住主大街上一茬传一茬的中国留学生住房，享受着昼夜不息的车流声；一个星期做一次饭，一只玻璃罐，盐水永远泡着生菜；冬天，抵御一米多厚暴风雪的是0.5美元买来的一双旧皮鞋；乘车20来分钟即可到达的尼亚加拉大瀑布、10美分一次的投币电话都不曾动心……从十句话只能听懂两三句，从第一次考试《机械振动》、《优化》只得60分，到一年过后十门功课都获“A”——查建中一如那头执著的水牛，默默地承载着国家与学校的重托、承载着家人的殷殷期望，在异国的土地上奋力前行。

　　美国教育与中国教育的最大区别是启发、是指导，是培养一种独立精神，而不是灌输，不是“抱着”。博士资格论文，使查建中第一次经受了这样洗炼。

　　选题“优化”——有着在国内自学和做硕士论文的基础，又专修了这方面博士导师的课，但看了整整半年的资料，他惟一得到的是失落。但凡能做到的别人都做了，别人做不了的自己也难以做到；如若转换方向，没边际、没基础，更难。只得又硬着头皮回来，深想。依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的博士生曾做过同样的题目，结论很糟。其原因是方法问题：只是把数学家的算法拿来用，没有找到本质所在。查建中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他探索出自己的路：看懂——理解——再推导，从中找出适合自己的算法——他称之为“一条科学的研究方法”。

　　他的博士论文涉猎的是工程上非常重要却又非常难的一个分支《离散变量的非线性优化问题》，他的导师曼因是一位典型的绅士，认真、严谨、宽厚、民主，每两个星期与他研究一次工作，修改论文时，手里总抱着同义词词典，常常从几十个词中才能挑选到一个合适的词，一两个小时才修改出一小段论文；导师身上充满了浓浓的学术味，常对他说“钱，不是一切。”三年后，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全世界最好的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四篇论文，而对很多人来说，发表一篇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他三次出席ASME会议宣读他的论文；他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级研讨班；他多次被邀请到大学、工业界做报告；他被作为研究新一代宇航飞机的候选人……

　　查建中极其看重美国的这一段学习经历，他说：值得。这一段学习经历不仅为他奠定了学术基础，而且使他了解了另一种思想体系、另一种社会制度，使他得以站在更高的地方看中国、看西方、看世界、看人生……而后两年的博士后生涯更让这异域文化深烙在他的记忆里，成为日后他思考学科战略和学术创新的一个活生生的参照系，他所学到的思维方式和独立精神也已渗透到他的骨子里，变成他的一种“本在”。

　　1989年5月，他回国了。

　　熟悉他的教授说他“完全变了个人！”

　　可他自己知道自己没有变。

　　那正是个特殊的年分特殊的日子，回国前一天，朋友们的电话还频频打到家中，劝他“慎重……”

　　国内也有媒体将他此时归国作为一个特殊事件加以渲染。查建中心里真正结记的却是：“我是国家花钱培养的；我得对的起天大，天大的领导出访时都要来看望我们，1985年我回国探亲时，连讲师都不是，天大领导硬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分给了我一套住房……”

　　导师曼因对他说：“你的选择，我理解，也支持，中国更需要你！”多年旅美的李前基研究员对他说：“四十年前，我们想的也是工业救国、技术救国，其实我们只是救了自己，只有你们才是真正为中国而学！”

　　而一直为他的真诚所感佩的加拿大学术界华人中地位最高的贾福相博士——阿尔伯特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在1995年他去台湾讲学途经香港时与他重逢，特地送给他两本自己的获奖散文集，在那字字珠玑、篇篇诗情与才情横溢的文章中有着这样的话：“任何在学术领域里卓有成就的人都可以算作哲学博士，哲学博士可以简单地说是学过最高知识的人，不管是哪一科，不管是哪一行，因为有哲学的连带关系，这些人仿佛就有了一种共同的使命——”

　　“他是一面旗帜”——聚拢在他旗下的硕士、

　　博士、教授们以及我自己都这样对我说。

　　一个阴冷的春日上午，我混迹于一帮年轻的研究生，坐在北方交大的教室里，面对着正在讲课的查建中。有着一大串耀眼头衔和职务的他看上去依然像个学子——一件黑毛衣，一条布裤，身前是三尺讲台，手中是一支粉笔。窗外，吊车不停地甩动着臂膀；脚下，地板吱吱咯咯作响，我看着眼前破旧的课桌，惊异于这座百年老校的设备竟然会如此简陋。当我抬起头时，我发现，所有的学生都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他的讲述里。

　　恰恰就在两个小时之后，姚燕安也和我讲起了第一次见到查建中的情景。

　　1994年，从渤海之滨一座鲜有人知的学校走进了天大研究生院的姚燕安，雄心勃勃地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听遍所有大师级教授的课。

　　查建中的《优化设计》正是姚燕安的专业必修课。

　　第一堂课，姚燕安有事脱不开身迟到了两三分钟，悄悄溜进后面的位子里。讲台上站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穿着极其普通，姚燕安以为又是学生代课，半堂课过后，一问身边的同学，才知道，面前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查教授（那堂课讲的是“单调性分析”——一种当时尚不成熟的技术，姚燕安的感觉十分不好，根本没有跟上查教授的思路。以后姚燕安一直做“优化”这个题目，边搞研究边思考。两三年后，姚燕安才发现，查教授当时讲的正是最前沿的东西，硕士阶段的他尚难以理解。直到现在姚燕安还不时翻看当时的笔记，仍在受益）。

　　然而，那时回国仅仅五年的查建中已经取得了耀眼的成功——他谦逊地称之为“四面出击的五年”。

　　1992年，《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各大媒体相继登出这样一个消息：“天津大学机械系查建中博士，在回国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亲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全国惟一的智能工程实验室。”而当时，这样的实验室在全世界也不过两三家。

　　智能工程是一门新兴的工程学科。20世纪80年代末，知识经济时代的制造技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智能工程应运而生。它为适应知识密集性工业对决策水平自动化的需求，在人工智能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实际工程应用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承载起各种形式知识的自动化处理技术——知识的获取、表达、集成、协调、管理、使用，还有实现这些的集成化智能软件系统的体系结构、设计原理和方法，是位于非常前沿的知识自动化处理的学科。它有着适用于工程领域、适用于人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广阔前景；它极大地吸引着国际学术界和工业界。但1989年之前，我国的制造业还处于劳动密集型、设备密集型阶段，对于智能化并无强烈的市场需求，难以刺激这一学科的发展，国家也没有高瞻远瞩的投入，更无人敢于进军这一“高地”。远在国外就已介入了这一研究的查建中，一回国就把目光瞄准了这块“高地”。

　　除了天大给的5万元启动资金，没一个助手，没一点设备，他只得带着学生乘公共汽车到处跑；一天“三个单元”泡在实验室里，大年三十晚上硬是校长把他拉回了家……十年的磨练，使他对于学术研究充满了感情，他早已把自己的未来锁定在探索科技的前沿上。

　　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新的方法论、新的理论、新的技术。从一开始，他们的研究就结合实例进行。航天部一院与哈工大、北航多年合作，始终解决不了火箭发射地面系统故障诊断自动化处理问题，原因就是他们采用的是专家系统，专家系统只能解决单一知识领域的符号推理问题，而面对即要升空的火箭；面对包含激光、电、通讯……众多如此复杂设备的发射现场，专家系统力不从心。他们与查建中的实验室合作，于是，“火箭发射的地面系统故障诊断的集成自动化系统”诞生了。排除了困扰，解决了难题，欣喜之余，他们决定：把这一方法论带入载人宇宙飞船研究。

　　产品设计是制造业生死攸关的一环。想“少花钱、多办事”就必须在设计阶段下功夫。1990年，查建中、周济、石则昌的论文《集成化智能软件系统及其在机械工程中的应用》发表在天津大学学报上，这是国内第一篇关于智能工程的论文；1991年，郭伟的论文《并行设计与智能工程》先后在国际重要会议和杂志上发表了5篇，郭伟正是查建中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并行设计”就是在产品的开发之初即考虑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设计、制造、装配、销售、使用、报废、回收等各个阶段的需求和设计。“并行设计”涉及多学科多领域专家的协同工作，完全是为制造业适应新型市场竞争需要提出的一种新的设计方式。制造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其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投入，工业界巨擘波音公司、福特公司更是真刀真枪地实战，所以，他们引领着国际市场需求的潮流，永驻国际竞争的潮头。而我们国家是在《并行工程与智能设计》的研究开展了三年之后才将其作为主攻方向；1996年，郭伟进行答辩时，才列入了“863”重点研究计划。

　　1992年，对我国工业界、特别是设计制造自动化领域来说，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智能工程》一书面世了，那上面浸透了查建中的心血。这本书连同以后他与周济合作的《智能设计》，以及在英国出版的、与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M.RAO教授合作的《制造中心的集能化分布式智能系统》，至今摆放在国内外许多大学的图书馆里，很多人仍在引用。

　　一份材料显示：仅1990至1992年的三年里，查建中的实验室就参加了11个国际会议，宣读了13篇学术论文；8次出国，访问了20多所国际上知名的高等学府，作了十几次学术报告，与十几个发达国家学校、高技术公司举行会谈，建立合作关系；著名的GENSYM公司对他的研究颇感兴趣，不仅愿意合作，还给他的实验室捐赠了一套价值5万美元的实时控制专家系统软件；他还指导了14名硕士研究生和3名博士研究生，承担了航空航天部、国家教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机电部12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其中两项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

　　查建中怀着对科学、对社会的一腔真诚，在一条无人走过的路上，孜孜不倦地探索，一往无前地拼搏，终于，他的旗帜高高飘扬在这片“高地”。50年代初，我国紧跟苏联实行的院系大调整，导致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伤了元气（据最近一项网上资料显示，一向被国人视为骄傲、人才荟萃的清华大学在国际高校排名居300位之后，其原因就是文科薄弱，没有医科，发育不正常，不是“通才”教育），面对改革开放和知识经济的滚滚浪潮，我国高等教育的贫困和苍白一夜之间凸现出来。

　　1996年，作为学科引进人才，查建中来到了北方交大。

　　北方交大原是铁道部的部属院校，几十年严格的计划经济、高度专门化的教育体制统领——教学目标始终紧盯专业分工，既专又窄；学术气氛很淡，致使一些人热衷于做专业分工下的“齿轮”和“螺丝钉”；一些人忙着给企业做点小项目，成了“打工崽”，人们开口闭口机车车辆，如同产业界的技术部门。

　　北方交大虽说有着显赫的出身——中国近代史上两所最早建立的大学之一，也有着一块并列于上海、西安、西南、台湾新竹交大的强硬标牌，但学术地位和上海交大相差甚远，机械工程专业尤其薄弱。站在国际国内机械设计领域前沿的查建中，为支撑起一个博士点，也不得不在“车辆运用工程”名义下招收博士生。

　　多年畸形发展造成的这一颓势，迫使查建中必须迅速找到一条途径：不仅高屋建瓴、科学可行、又能直接指导社会实践；必须迅速实现一场革命性的转变——

　　虽说不是生于斯、长于斯，但大洋彼岸深烙在他记忆中的“通才”教育，渗透到他骨子里、成为他“本在”的思维方式和独立精神，使他自觉地承担起了历史赋予他的角色；父辈的遗传基因，使他勇敢地承担起了参与社会、代表公正、代表良知的使命。

　　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他真诚地呼唤，呼唤“高等教育必须树立‘大学科’理念、回到‘通才’教育”——

　　他利用一切渠道——在学院、学校的学术委员会议上一次又一次发言，在北京市、全国政协会上一次又一次建议，给教育部一次又一次写信……工业工程专业对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国家，它却非常薄弱。80年代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根本不设这个专业，企业根本没有这个岗位，长期无人从事制造过程中的优化管理，致使企业积劳成疾。所以中国的产品试制能够成功、小批量生产可以成功，一旦投入大量生产，就越来越差，其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不断改进制造过程；缺乏不断优化管理的部门和人才，而对于为企业培养和输送人才的高等教育来说，正是缺少工业工程专业。国外恰恰相反，在美国，企业里可能没有设计工程师，但一定有工业工程师；国外把工业工程专业视为机械工程的姊妹专业。

　　查建中不懈的努力终于引起了重视，北方交大在机械学院设立了工业工程专业，今年秋年将迎来第一批学生；国内五六十所大学也已纷纷开设了工业工程专业，遗憾的是此专业大都设在管理学院，而其准确定位则应是在工学院，为此，他还在继续呼吁——

　　作为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机械学科带头人，他真诚地付诸行动：他把目标设定为将原来偏而窄的所谓机械工程专业带到真正“大学科”的路上，带到“通才”教育的路上——

　　于是，他和他的同事们着手拓宽机械工程专业——把原来的二级学科拓宽到一级学科；

　　于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布点——2000年申请了“机械设计及其理论”硕士点，今年申请了此专业的博士点；还将申请“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硕士点，两年后再将其提升为博士点——他要以此支撑起北方交大机械工程专业这个一级学科；他要以此填补“机械设计”和“机械制造”的专业空白。

　　他的在职博士生、机械工程系系主任李建勇将这一切定义为“公益”事业。说这话时，在座的还有和查建中一起从天大过来的他以前的博士生鄂明成副教授，他的挚友、台湾成功大学颜鸿森教授的高徒姚燕安副教授。从李建勇略带无奈的笑容中，我理解了他的语速为什么那么快；理解了鄂明成为什么看上去那样情势匆匆；理解了姚燕安的爱人为什么埋怨他不会散步。因为所有的这一切不仅要花去大量时间、占用大量人力，还算不上学术成果，进不了个人档案。为此，他们每人还不得不挑起一副重担，而受益的却首先是国家、是学校、是学院。

　　真正让李建勇们难以承受的还是一些莫须有的代价——去年年底，网络化制造技术研究中心终于有了落脚之地。然而，一夜之际，中心十几台计算机的主板、硬盘、CPU……被盗一空！损失最为惨痛的是查建中的博士生刘伟，他的电脑有些问题，积累的大量数据和程序无法备份，搬家时，他小心翼翼，亲自抱着计算机——在鄂明成带我参观机房时，我只看到了一些电脑和被遮盖着的服务器，价格昂贵的数据手套、数据头盔都已锁了起来。而为案犯提供了极大方便的就是因为机房位于校园的一个死角，学校统一安装的护窗漂亮但不安全。

　　当我转告查建中李建勇的那句话时，他只轻轻说了一句“我是想把这些年轻人托起来，把路带正了——”在袁叔为查建中收集的不全的资料中，我还看到了一张1998年12月30日的《北方交大报》，显要位置上刊登着这样两条消息：

　　——北方交大与比利时鲁文工学院合作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正式启动”，此课题立项意义深远，将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入手，对信息、能源、材料、生命科学四大领域培养人才市场情况展开调研，以求在学制、课程等诸方面加以改进和调整，为未来提供更多的、市场需要的人才——中方负责人：查建中。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下，查建中与美国华人教授伍正祥共同主持，在北方交大建立一个工业工程领域的教学科研基地已获准并启动，该基地将吸引国内外优秀学者和研究生参加，进行开放式的研究，以改善我国工业工程领域长期薄弱的现状。

　　今春伊始，他提议的“教授沙龙”又在门前耸立着詹天佑铜像的科技会堂拉开了帷幕。

　　系主任和教授们接受我采访的那个下午，本应是系里坚持了数年的周末学术报告会时间，恰好会议提前了两天，他们才得以抽身。姚燕安说：燕山读书时，学校根本就没有学术报告的见识、意识。查教授之所以提倡，系里之所以支持，完全是由于他深深受益于国外读书时每周的学术报告会，学生不仅必须听，还要算学分。

　　我与查建中的初识是在四年之前，在北京市政协的九届一次会议上。小组讨论中，他的发言一下子震惊了我和所有在场的人。而后没多久，发言应我之约，以《“尽职而不越位”有感》为题，发表在我们的刊物上。

　　正是在这之前，他应邀访问了台湾。访问期间，他考察了8所大学、4个公司、工业研究院机械所、新竹科技园区；了解了台湾的高等教育、机械工业、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尤其看到台湾“产官学研”四位一体的产业升级战略，有计划性，有灵活性，以市场为导向，讲求经济效益，既稳扎稳打又有开创精神，与大陆体制截然不同。于是，在文中，他对比台湾的“产官学研”与大陆的“官产学研”，提出了“面向市场经济，我国的政府部门必须转变职能”。文章发表后，曾有朋友提醒他不该以台湾为例，他报之坦然一笑。

　　过后，他对我说，很佩服你们刊物的坦诚与追求。

　　两三年之后，又一篇文章出现在我们的刊物上。文章指出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现实与发展的巨大差距主要是在软科学层面，是由于某些当权当政者的认识误区、企业领导的错误观念、官方的政研、调研、经研机构的行政烙印、软科学发展与服务机构的离散与无序、咨询机构为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通病……所造成，他提出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软科学发展与服务产业开发区，集约化推进我国软科学产业发展”的一系列建议。

　　近几年里，我还陆续看到了他的一些政协提案、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1998年，在整个社会都被钱欲、物欲冲昏了头脑时，他连连发表文章《面向市场，高校要准确定位》、《成果转化：高校不能一竿子插到底》……他认为，“高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只限于培养人和关键技术攻关，让高校去大办公司、经商赚钱，从上游的基础研究到下游的市场开发、销售直至技术服务一竿子插到底，是一种误解。”因为，他在美国亲身领略了硅谷的发展；亲眼看到了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为硅谷提供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一个又一个研究成果。

　　而北方交大也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投入山西煤炭运输的1500万全部泡汤……

　　查建中却不为钱欲、物欲所动，他始终孜孜以求的是国家的需要、学科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在悬挂于研究中心楼道的简介上，我看到这样一段文字：“近年取得学术成果：培养硕士生20名、博士生8名、博士后一名，开设博士生课程两门、硕士生课程5门、本科生课程5门，学术论著国内外发表100多篇，EI检索6篇、SCI检索4篇、专著两部……近年主要承担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5项、‘863’计划课题一项、中科院开放实验室基金一项、博士点基金一项及一些横向项目，科研经费总计200.8万元。”

　　今天的机械工程专业已成为北方交大的重点学科，几年里，学校倾注了500万元资金，终于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掘出了一个富矿；查建中无疑是这富矿最宝贵的资源。

　　特殊贡献专家，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科技理论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暨科技进步奖，铁道部詹天佑科技成就奖、自传收入美国MARQUIS国际名人录、美国教育名人录、美国科学与工程名人录……面对这些纷至而来的光环，查建中心中十分平静，因为，昨天的生活足以教他学会荣辱不惊。

　　真诚的人生最为历久，也最有感召力和吸引力；

　　真诚的人生可以震撼人的灵魂。

　　查建中正是以他的真诚开启了年轻学子们的心智和憧憬。

　　见到李建勇们的那天，我还见到了他的博士生刘伟和硕士生邹骅，五个人不约而同都对我说了一句话：“我是为着查教授而来的。”邹骅是他的师妹介绍的；刘伟决定读博时，朋友们建议：要读就读查教授的博士。

　　我第一次走进查建中的新居时，令我眼前一亮的就是柜子上满满当当的贺卡，那些精美的贺卡来自香港、来自台湾、来自亚洲、来自北美、来自这世界的各个角落。

　　邹骅的一位师兄为拿到硕士文凭，本想将论文在本校学报上发表，查教授却坚持让他投到国内最好的CIMS杂志，结果被退回；查教授建议他再补充大量编程、实例化，但时间有限，师兄感到委屈。查教授不仅一直帮他把关到最后，使论文得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还推荐他到核工业部研究所工作。师兄感慨地对邹骅说：“查教授真是严师加慈父！”

　　1998年查建中左眼黄斑破裂，动了手术，两个硕士生以为导师刚刚出院、尚未恢复，就抄袭了一个博士生的试卷。查教授发现后，急了，让他们补做，并且只给60分。后来，这两个学生多篇论文都发表在一级学报上；毕业后，逢年过节都来看望老师。

　　司黎明毕业后到了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不久当上了计算中心主任，收入颇丰，他常说：“老师才挣这么点钱，一想起心里就难过——”

　　查建中的第一个博士生郭伟现在已经是正教授了，承担了很多福特基金会一类的大项目，还做了天大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心的主任。

　　一次聚会中，在华为公司就职的于洋恭恭敬敬地在老师面前举起了酒杯——于洋初到这家通讯公司时，周围的同事不是出身清华、就是来自北邮，且学的、干的都是通讯本行。但不久，于洋的职务、工资都超过了他们，知识的储藏毕竟有限，而他“在北方交大学到的是方法论、是研究问题的能力。”在比利时鲁文工学院访问时，一位在鲁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查建中并不认识的北方交大老师钦佩地对他说：在校学术委员会会议上，你批评学校领导那么尖锐，我们都替你捏把汗！查建中答：我对事不对人，当领导很辛苦、不容易，但我不能因此看到问题而不说。

　　今年，全校仅有两名硕士生的资格没被通过，其中一名就是他的学生。在腐败之风早已蔓延到学术这块净土的今天，他依然固守着自己的真诚“不行就是不行！学生时代就必须树立严谨的作风，这样，他会受益一辈子，侥幸过关，对他今后一生都是影响！”——校学术委员会上，他不顾自己的面子，旗帜鲜明。

　　国际“并行工程”会议已经举办了八届，每一届都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召开的。2004年，国际并行工程学会把目光投向了亚洲。正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教的他曾经的硕士生焦建新向学会主席推荐了他，焦建新说：在亚洲、在中国、在“并行工程”领域，担任会议总主席查建中最有资格！

　　为此，今年7月查建中奔赴伦敦；明年在葡萄牙担任程序委员会主席；后年，他将亲自在北京主持这一并行工程领域的盛会。……

　　这一切，使他的日子变得很不轻松。但他深知这空间得来之不易，且身后还有着那么多的期待——

　　这一切，使我在和他接触的日子里，常忆起少年时背诵的诗句：

　　“我非常贫困，一无所有

　　我惟一的财富是我的真诚

　　我惟一的骄傲是我的真诚

　　我惟一的满足是我的真诚

　　……”

　　此刻，当我的打印机吱吱作响，让一个多月来萦回在脑海里的这些文字流淌出来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在交大采访后的那个傍晚——

　　我与李、鄂、姚在电梯前分手时，大楼里已经完全静下来了，而他们几个又回到了办公室，回到了实验室，回到了被我所耽搁的工作里。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了一场雨，那是今年的第一场春雨。

　　春雨润泽了校园，润泽出一股轻松的周末气息。

　　我穿过草坪，走到茅以升的塑像前。

　　伫立在大师的面前，我静静地凝视，凝视着那双透过镜片正在眺望远方的真诚的眼——

　　我的耳边响起了姚燕安充满真挚的声音：学术做到一定程度，也可以做到艺术的层次。

　　我却在想：也许，学术常常会使艺术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