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新华社报道，国家投入巨资治理淮河污染，效果如何，不同的部门竟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关于主要污染物COD，环保部门统计为70万吨，10年降低了约50％，“逐年下降”；而水利部门测定2003年排放量123万吨，“快速反弹，接近治理前水平”。

　　两部门何以会就同一条河流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或许可以从统计技术上给出解释。可以设想，如果取样地点不同，取样选取在不同的季节，所用检测技术不同，得出的数据可能确实会有所不同。不过，两个部门统计的数据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结论竟截然相反，总是不正常的。

　　民众已经见识过有些政府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而操纵统计数据的事件，那么，在关于淮河污染的统计中，是否存在某个部门操纵数据的嫌疑？当然，这只是猜测而已，究竟原因何在，人们期待有关部门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不管怎样，这样互相矛盾的结论，将妨碍政府作出有关淮河治理的决策。现在，究竟该依据哪一个结论作决策呢？

　　假定两个部门确实无意操纵数据，完全是科学地得出，但差异如此之大的数据也凸现了现行体制中的一个弊端：政府反复强调保持政令统一，保持全国各地和各部门的一盘棋，然而，在现实的法律、政策决策和执行活动中，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却似乎缺乏信息共享、紧密合作的习惯。假如环保部门和水利部门在监测中彼此合作，分享相关信息，并对其中误差进行修正，或许就不会得出令高层和民众无所适从的矛盾结论。

　　话说回来，这种各公布各的数据的事情，也许并不奇怪。行政部门内在地具有保守自己获得的信息而不让他人分享的冲动，因为，这种信息是自己获取权力的重要依据，而每个部门都希望增加本部门的权力，以支配更多公共资源。最典型的是，能源问题的影响越来越大，但能源管理却政出多门，石油、电力、煤炭等行业缺乏基本的统筹与协调。

　　面对行政部门的这种本能，单靠抽象地强调保持一致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此基础上，通过制度设计，使政府的行政部门能够减少在信息和管理方面的割据局面。

　　一种可尝试的办法是整合行政机构，集中事权，使整个社会的管理活动集中于若干大型部委。毕竟，一个部委内部的沟通，要比两个部委间的沟通容易得多。这样整合行政管理事权，也可以减少民众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成本。

　　此外，还要建立起各行政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协调管理活动的机制。从目前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看，这样的协调显然是不够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信息共享和管制协调基本上是依靠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这就决定是，是否共享、协调，共享、协调是否有效，常常取决于来自上层的意见。

　　因此，可能需要考虑建立某种制度，使行政部门在其日常行政活动中，可以运用法律手段来界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比如，某一行政部门为其行政所需，欲与另一部门共享信息而被拒绝，则该部门可以请求有关机构进行法律解释，或向司法机关起诉，以法律的手段来划定各个部门共享信息、协调管制的权利和义务。司法手段已被证明是维护政治和政府管理活动统一的关键，尽管这一点经常被人忽视。

　　本报特约评论员钟秋责任编辑：王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