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8日电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载文称，中国在宏观调控之余公布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观察家们指出：中国为抑制投资过热而进行的宏观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果后，中国领导层的注意力开始更多地转向推进深层次改革。

　　文章还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中国在宏观调控的同时又启动投资体制改革，这是针对投资过热采取的标本兼治之举。

　　文章中写到，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不同矛盾与问题，政府适时地进行宏观调控，是一切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而在中国整个经济转轨尚未彻底完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之前，改革始终是政府常抓不懈的另一重要任务。

　　宏观调控加强容易改善难，是因为一些改革走走停停、甚至严重滞后的结果。所谓投资过热，实际上是投资领域市场化改革的不到位，特别是企业的投资决策权没有完全落实，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不够，宏观调控和监管的有效性不高。如此等等，均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

　　文章还写到，改革是化解国家风险、降低执政成本的基本方略。目前关于国有银行信贷资金“银根”收紧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个收益地方化、部门化甚至个人化而风险国家化的问题，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贷款最终仍由国家(中央政府)承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现象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巨额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实际上是一种巨额的掌握政权的执政党执政成本问题。要想彻底解决，光靠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还不够，还需要增长方式、政府管理、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

　　此外，改革还是解决利益分歧、协调利益矛盾的有效途径。目前一些深层次问题难凭调控彻底解决，就在于相关的改革不到位、不彻底。如关于耕地保护问题的争论，从理论上看好像是一个微观上的比较效益和宏观上的粮食安全问题，但实质上是不同地方利益主体如何对待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地方责任与中央权威的问题。

　　文章还指出，改革是重塑政府形象、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保障。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所出现的种种严峻问题，说到底，主要是政府自身改革不到位的结果。因此，急需政府在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城市规划、质量监督、金融监管、工商管理、安全生产监管等所有领域的深入改革。(刘广星、田应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