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雇员制”，这个“舶来品”，如今似乎在全国遍地开花，甚至演变为一种潮流。根据最早推行这一政策的吉林省相关管理办法，其资深高级雇员最高年薪将接近20万元。此后，各地在“试水”政府雇员制时，也纷纷开出令普通百姓咂舌的薪酬：珠海的政府雇员年薪最高可超过10万元，芜湖的政府雇员年薪最高可达18万元，无锡市的政府雇员最高年薪竟达50万元，相比之下，近日武汉市政府对专业技术首席职务年薪初步定为8万元，则显得稍逊了一些。（据《中国青年报》8月8日报道）各地在出台有关政策时，仿佛都在恪守老祖宗“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遗训，都试图用高薪来招揽人才，似乎不高就显不出政府的诚意，不高就很难雇佣到高素质的人才。但政府雇员年薪，到底多高才算合适？高薪能否留得住政府雇员的脚步？

　　目前，政府高耗低能、人浮于事的局面并未能得到彻底改观。一些高素质人才原本不愿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并非只是工资低这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能否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干一番事业。至于说有了政府雇员，会激发原有政府公务员的竞争心，作用也值得怀疑。因为，政府雇员不是像公务员那样终身制，一个捧的是“泥饭碗”，一个捧的是“铁饭碗”，“泥饭碗”是难于向“铁饭碗”构成什么威胁的。这就像没有将“鲶鱼”和“沙丁鱼”放在一个“水箱”里，两者不搭界，何来“鲶鱼效应”？即便放在一块，恐怕“沙丁鱼”抵不住大批“鲶鱼”的攻击，最后也只有败北而归。想必“沙丁鱼”是不会趟这湾“混水”的。

　　其实，即使政府出价再高，也高不过人才与市场对等的价位，能否真正吸引来高素质人才也值得商榷。拿世界各国来说，政府吸引的都是一般人才，顶尖级人才很少（他们大多在商界和律师、医生等挣大钱的行业）。因而，怕是出了个高价，没有合适的位置，高不成低不就，最终成了摆设。

　　一般而言，为政府做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公益心，并非完全是经济利益诱导。像克林顿夫妇、布莱尔夫妇，在操律师行业时的收入要比当官后挣的钱多得多。之所以他们选择了当官，这其中就不乏有个人的“追求”或“奉献精神”。如此一味高薪延聘，却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不在编），他们是否会产生抵制情绪？

　　本来“政府雇员制”是一种由纳税人出资金，委托政府在某一时期、某一特定项目中雇用急需人员服务于社会利益的行政机制。而实行政府雇员制的一些国家的条件是，政府机构要精干，冗员不多。因而，实施“政府雇员制”的根本目的应该在于为政府“救急”，从而增强政府服务功能，当属一种锦上添花，而并非什么“鲶鱼效应”。

　　如今，有些地方政府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如此匆忙上马“政府雇员制”，实则走向了一种误区，这是一种于雇员于国家都不负责任的做法，没有真正把握“政府雇员制”要义，也就不会真正让它发挥应起的作用。因而，要想让“政府雇员制”发挥最大效能，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要把老问题——“精兵简政”真正解决好。(稿源：红网)(作者：崔亮)(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