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斌著

　　四十八、台州实践最好的总结（二）

　　———几位台州老领导的肺腑之言

　　项秉炎访谈录（下）

　　但是，事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股份合作制发展中也遇到一系列问题。从它一出现就发生争论，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仍然众说纷纭。争论的问题首先是：

　　这种做法到底姓“社”姓“资”？

　　有人说，什么股份合作制，不是国有，不是集体，也不是个体，是个“四不像”。

　　对这个问题，地委反复研究，形成共识，正式向全区干部群众提出一个字斟句酌的意见：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视同集体。

　　视同集体这四个字简直妙不可言。它不参与争论，但明确阐述自己的观点———支持！在实际工作上，不管它是什么，只要视同集体，贷款、税收、用地都与集体企业相同对待，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视同集体，绕开了激烈的争论，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和行动，为股份合作制争得了合法地位，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地委的这个决定完全是我们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作出的。事先没有向省里报告。因为即使请示、报告，在当时的情况下，省里领导也难以答复你。我们想就不要给省里出这个难题了，自己站出来把责任担起来，干起来再说吧！

　　但是，下面还是有人想不通，我们就耐心作解释。地委对此负全责。从我个人来说，对股份合作的性质，我心里还是有些把握的。当时我就这样想，就是退一万步讲，它总不会比五十年代的初级合作社还“低级”吧？那时还承认初级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呢！股份合作制怎么就会是资本主义？好在地委及各县委中间没有争论，大家在思想上、工作上，都自觉承认、执行这个“视同集体”。后来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说不争论，我们的包袱才放下了。有些是非，在现阶段是讲不清楚的。只要它对生产有利，就支持它先发展。绝不能陷入争论，否则就误了发展时机！

　　当时省里对股份合作制这类有争议的问题，是不批评，不表态。这在实际上也是支持我们了。我们干工作，一切只能从实际出发，对是非有一个明确的判断，符合当地实际的就干起来，不要样样都等待上面批准。我们总感到，当时要办厂，国家不贷款，而群众手上的钱又不够，就联户合伙，发展生产，这有什么不对？从当时台州的实际情况来看，群众办工业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你不让他走这条路，不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吗？

　　有些同志虽然不“上纲上线”说股份合作制姓“资”，但总是横竖看不上眼，总觉着这种形式太低级了。开初，股份合作制企业多是父子、兄弟、亲友等有血缘关系的人合伙办了那么个小作坊，规模小、操作也不规范，合作、入股、分红等重大事项往往都只有一个口头协议。赚了钱多半分光；有了矛盾就吵架、干仗，再不行就散伙。有些干部看不起这种干法，说这叫什么企业？靠这种干法能够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

　　这种看法是有片面性的。什么是高级？什么是低级？都是相对的。要从当时台州的实际出发，对老百姓的要求，要从他们的现有的水平、能力出发。另外，高级、低级也要看它对发展生产的实际作用，不能只看形式。股份合作制尽管现在在实行过程中不够规范，形式不那么“高级”，可这种形式使台州农村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有缺点你还可以在实践中帮助他们克服，对其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后来不是大多数股份合作企业都逐步走向规范化了吗？中间也垮掉一些，优胜劣汰，这也是正常的。一开始就这不行，那不行，左一个要求，右一个规定，求全责备，就把群众手脚捆死了。作为领导正确的态度是允许人家搞，先“乱”一点，再逐步走向规范，先“低”一点再逐步完善、提高。这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人民群众，我们要尊重他们的创造和选择，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在实践中学习。

　　从1987年之后，经过几场争论和我们多方工作，股份合作制企业正逐步走向规范，形势已向好的方面发展。但1989年北京出现那场风波过后，又出现了反复，有人又怀疑股份合作制的性质，说它就是打着集体旗号的私有制，有人提出要重新总结经验，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经济领域内的自由化！”

　　到底股份合作姓“社”姓“资”？搞股份合作是不是搞私有化？我们地委也进行了反思、总结。我们的实践一致，因而认识也是一致的：股份合作制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姓“社”绝不姓“资”。在省里的一次会议上，说股份合作制对发展经济有利，群众热情欢迎。如果要纠正它，改变它是很容易的。但新生事物成长不易，群众也心存余悸，不要说公开批判它，下令纠正它，只要我们的支持稍有动摇削弱，这种办法就会很快垮下去！这样一来，台州的民办企业几乎要全部垮光！这样对谁有利？谁负得了这个责任？我们怎么向党向人民交待！

　　（待续）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8月09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