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体育总局与部分地方政府日前相继公布2004年奥运会奖励方案，颇有古人行军打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味道。因其奖励标准普遍比上届有大幅提高，而在社会各界引起争议。笔者认为，如果能真正理解中国体育取得今日非凡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就会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奖励举措。

　　但有些地方所谓“奥运重奖”

　　的泛滥成灾却令人忧虑。

　　中国的竞技体育运动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其实有赖于一种与众不同的“举国体制”优势。国家将一部分高度集中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投入到竞技体育精英的培养中去，以便使他们为国争光。其中绝大多数人是以牺牲自己正常的教育机会为代价，全身心投入艰苦而枯燥的专业训练的。因此，他们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一旦退役就得第二次创业，而教育程度又成为重新谋职的“拦路虎”。目前，国家已有一定力度的运动员退役保障机制，但仍然无法确保所有优秀运动员退役后的出路。

　　相比之下，不少西方运动员的生存能力就比较强。

　　他们除经常从事业余性的体育竞技外，多有其他一技之长来获取收入，许多大名鼎鼎的奥运冠军，同时还是在校大学生。由此可知，中国运动员为训练付出的心血，确非常人所能比。他们中固然有最终成为奥运冠军的佼佼者，但这绝非主流。况且，以历届奥运会为例，冠军所获奖金并非全能落实到本人手里，2004年大多数中国奥运冠军奖金，要有一半分给教练与其他人员。冠军最后所能得到的奖金数已然不算大，完全可以视作国家对其长期奉献的补偿，一种类似于在他们退役后急需的“创业基金”

　　的“知本补偿”。因为在二次创业前，他们需要重新系统学习生存技能。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奖励，可以视作这种“知本补偿”的补充与延伸。当然，多数功成名就的奥运冠军，在退役前就已累积起足够的知名度与影响力，那也是体育运动本身对他们的丰厚回报，同样无可厚非。

　　因之，那些未来的奥运冠军将如何使用对普通大众而言已数目不菲的奖金，似乎更令人关注。李宁、邓亚萍、熊倪、刘璇等奥运冠军在退役后的成功转型，就为未来的奥运冠军们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尽管他们并不纯粹依靠奥运奖金来改换人生跑道。当然，在对奥运冠军的褒奖问题上，笔者更赞成多一点精神激励。譬如，政府部门不妨考虑拟订一套优秀运动员退役后的再教育、再培训机制，并以此作为整个奥运冠军奖励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一来，社会反响与奖励效果也许会更好。

　　吕义国（湖南学者）责任编辑：王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