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恩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庆祝老院长曹禺的《雷雨》发表七十周年、人艺首演《雷雨》五十周年，在首都剧场，隆重地再次演出由全体年轻演员、导演创作的第三代《雷雨》，并于7月22日在首都剧场二楼，举行了纪念仪式。我在仪式上遇到了曹禺老师的两个女儿———万昭和万方。万昭是曹禺的第一位夫人郑秀所生。我和万昭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交谈中自然谈起了曹禺老师七十年前写《雷雨》的那段经历，也是郑秀和曹禺恋爱史中一段美好的追忆。

　　1933年，北平的时局非常险恶。清华大学当局决定，免除应届毕业生的期终考试，以全年平均分数评定毕业成绩，提前放暑假。曹禺是三三届西洋文学系的应届毕业生。在学校的大名是万家宝，曹禺是后来的笔名。他那时认识了比他低两届的女生郑秀。

　　6月初开始放暑假。曹禺留在校园没有回天津的家，要求郑秀也不要回南京。两人整天在清华园图书馆的西洋文学系阅览大厅东北一隅，靠近借书台附近的一张长条桌的一端，相对而坐，除了低声交谈一两句话之外，便分别着手做自己的事。曹禺埋头创作剧本《雷雨》，郑秀用工整娟秀的字迹誊写出来。郑秀是《雷雨》的第一位忠实读者，他俩也由相识到相知，坠入热恋之中。清华园暑天的傍晚，他俩从图书馆出来，荷花池畔，小山石上，促膝而坐，娓娓而谈……曹禺谈到剧中人物的命运。他谈周朴园是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的人，把妻子儿女视为自己的财物，门第观念根深蒂固。他对繁漪寄于无限同情，他说为她起这个名字，是为了体现她坚强刚毅而复杂的性格，深邃而美好的内心世界，懂得恨，懂得爱。他说写着写着就不知不觉地迷上了她。

　　8月初，初稿完成。1933年的深秋，《雷雨》在清华园诞生了，当时曹禺只有二十三岁，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

　　1934年春，《雷雨》稿件由曹禺在南开中学的同学、挚友靳以推荐给巴金先生，巴金非常赏识曹禺才华，即刻在他和靳以创办的《文学季刊》上陆续刊登四幕话剧本《雷雨》。《雷雨》于1934年春面世。从此成为观众最喜爱的一部话剧，也成为演出地区最广（包括前苏联、波兰、美国、东南亚各地）、演出次数最多的经典名著之一。

　　曹禺和郑秀经过三年的恋爱过程，1936年11月26日，在南京平仓巷瑞奥同学会举行了隆重的订婚典礼。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郑秀的床头，看到过一幅曹禺老师穿着西式燕尾服，郑秀大姐穿着旗袍的两人合影，它就是在那天订婚宴会上照的。靳以、巴金都从外地赶到南京参加他们的订婚典礼，巴金还特地选了一个洋娃娃送给他们，作为庆贺的礼物。郑秀高兴地说：“我捧到了一个金娃娃，家宝要没有巴金的赏识，《雷雨》不出版，还只是一个穷学生。”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8月13日上海战争爆发，神圣的全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南京岌岌可危。曹禺受聘国立剧校，暑假期间，曹禺回天津探母去了。1938年春曹禺从平津辗转到了武汉，和在武汉的郑秀同赴已经撤到长沙的国立剧校。由国立剧校校长余上沅主办，他们在长沙举行了简单婚礼。主婚余先生，宾客有吴祖光和剧校师生。但是，遗憾的是炽热的感情没有维持多久，生了两个女儿万黛和万昭后不久，曹禺在四川小城镇江安又爱上了一位愫芳式的人物。他们一直分居到1951年，郑秀在万分孤寂和痛苦中离婚。郑秀对曹禺的同窗好友张骏祥说：“过去我爱曹禺，嫁给了他，现在我还是爱他，我同意离婚，因为我希望他幸福。”

　　郑秀离开大学后一直是位职业妇女，只在嫁给曹禺的三年里在江安相夫教子做了家庭妇女，分居后她又出来工作。她在银行界工作，那里稳定，且薪金高，可以抚养一对女儿。新中国成立初期，她在北京郊区的聋哑学校当校长。风里来，雨里去，很是辛苦，以后再归队，在灯市口十二女中当英文教员，直至退休。她1989年10月去世，始终未再婚，依旧爱着曹禺。非常可惜，她在“文革”中自己销毁了曹禺写给她的一小箱子书信。1954年，我在排练《雷雨》扮演繁漪时还特地去过她家，她向我提过此事，还拿出来给我看过。信包扎得很精致，足有一尺多厚。她说这都是曹禺在清华园写《雷雨》时写给她的。我对天天见面为何还要写信不解。郑秀说，有些当面难以启齿的话，书写出来就毫无顾虑了。她没有给我读信的内容，我尊重他人隐私也不便再问。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这不仅仅是郑秀的个人财富，也是研究曹禺感情世界不可多得的素材。

　　在酒会上万昭说，那个时候她们太小，不懂事，只看着妈妈常翻动那个装满书信的小箱子，不敢问。现在那个小箱子里的爸爸给妈妈的情书内容和他们两位老人家一同乘风远去了。

　　我有幸观看了新一代《雷雨》的首场演出。我看到了这批年轻演员在继承老一代演员的创作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有新鲜感。大幕落下，我听到了观众席里经久不息的掌声。我感受到了七十年后的观众，同样热爱着《雷雨》。《雷雨》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将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10日 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