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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必须变革社会流动机制，使得各个阶层的人们及其后代都有公平的奋斗机会

　　本刊记者/杨中旭

　　7月28日，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正式发布《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

　　3年之前，同一课题组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引起过第一轮轰动，那份报告指出,中国社会已形成了十大阶层。新的报告则继而指出，中国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

　　新报告研究的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层结构里，如果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称为上升流动；反之称为下降流动。

　　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向更高的社会地位爬升，是个人的梦想；而对于国家来说，无数人梦想的集合，则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研究者们发现，随着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一方面，职业地位正在取代政治地位，教育、业绩或能力这样的后致性因素对个人地位的获得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表现出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现代社会流动模式。

　　但是，另一方面，制度和政策安排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仍然相当显著，有的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社会流动中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等，至今仍在起到阻隔作用，使社会流动不能畅通运行，也使得处于社会较低阶层的人们，很难上升到较高的阶层。

　　谁在阻碍我们上升？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副研究员、课题组成员李春玲博士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将其主要归因于当前社会流动机制不合理。

　　报告认为，中国社会流动模式的现代转型，当前已到一个关键时期。而目前的一些制度桎梏，亟需变革。

　　流动障碍难破阶层落差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即领导干部阶层，位列十大阶层之首。报告显示，在社会流动链中，这一阶层通常是流动的最终目的地，进多出少。

　　干部的工资不多，却一直是职业的首选。其优势在于职业稳定、社会保障稳定，而最突出的优势则是权力。

　　与这一阶层相对，人口比例最大的是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地位仅高于“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报告显示，在社会流动链中，农业劳动者阶层通常是流动的主要发源地。但只有0.2%农业劳动者在流出后成为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0.5%、0.8%和0.9%的流出者分别成为经理人员、私营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

　　他们更多的去向是产业工人、商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办事人员。这些与他们的地位最为接近，但在十大阶层金字塔中，却处于更高的位置，因此对这些流出的农民来说，这已属于社会地位的上升。

　　相应地，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中，向下流动转变为农民的均为零。

　　虽然从法律和口号上说，每位公民的权利和地位人人平等。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每个阶层的人享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是不相同的。因此，为每个人都提供尽可能平等的流动机会，是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机制。

　　报告指出，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化，影响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社会流动机制变得更加公平合理，社会流动渠道更加畅通，原来阻碍人们合理流动的一系列制度和社会政策，诸如阶级出身、所有制、单位制、城乡二元体制等，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有的正在式微；而个人能力和业绩等后致因素，正在成为影响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越来越多的人有可能通过自己努力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开创自己的事业。

　　但在这一背景下，仍然有很多先赋性和后致性因素，妨碍了一部分社会成员获得公平的上升机会。

　　正如前文所述，分析显示，从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加，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

　　举例说，父亲(家庭)的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是子女能否进入中上阶层的关键因素。报告以数据说明：1992年以后，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1.5倍，而他们获得第一份工作即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65倍。

　　应该说明的是，干部子女获得更多的机会，差距并不仅仅取决于其父母的权力。事实上，干部子女和农民子女之间，横亘的是一个全面的差距。在李春玲博士看来，教育、税收、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就业政策、人事制度诸多方面的人为设置，抬高了中下层子女向上流动的门槛。

　　以教育为例，李春玲指出，1978年前，教育机会分配向着日趋大众化和平等化的方向发展，教育成为缩小阶级差异和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重要工具；1978年后，教育机会分配则转向更有利于出身优势家庭背景的人，教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重要工具。

　　在当前的教育发展趋势中，“教育精英化”，对于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城市贫困家庭和父母文化水平较低的家庭的子女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有些地区“教育产业化”，则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的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

　　例如，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

　　报告还指出，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都相当严重地扩大了，而国家在分配公共资源上扶强不扶弱的倾向，在许多涉及社会流动问题方面尚未有根本的改变。而能否公平地分享公共资源，决定着人们能否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这种不公平，还在通过代际传承向下一代延伸。

　　由于种种原因，“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后代常常由于前辈的身份、职业、权力、户籍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生活环境等因素，获得更多的机会。

　　这不能说是公平的。报告还指出，这些因素来源于宏观的国家政策，但都借由代际和家庭传承，交织错落地影响着每一个民众的前途；而社会的开放程度，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些制度——代际要素的消失。

　　营建合理的开放性流动机制

　　因此，建立合理的阶层间流动机制，已成当务之急。而首要必须破除上述诸多人为障碍。

　　报告分析，当前中国社会流动，整体上受制于个人层面上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安排。因此国家的制度安排对促进社会合理流动将起到关键作用。而后致性因素取代先赋性因素，主导着社会流动，是走向开放性社会的重要标志。

　　报告开出的“药方”，包括消除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障碍，调整和创新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公共资源的公平而合理的配置等。

　　李春玲建议，私人办教育，可以产业化、精英化；但国家的公立学校要一视同仁，办学质量虽然比不上私立学校，但也不能太差，保证每一个人受教育的权利。

　　“只有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平，使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纯为能力使然，人民才会心理平衡”。李春玲说。

　　一个公正合理的开放性流动机制，不仅是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调节阀，对于中国的未来也有着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各种重视个人能力并鼓励个人努力的后致性机制，可以鼓励社会成员个人奋发努力。

　　报告指出，只要人们在竞争中遵守公平原则，每个人都应当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使得能者上、不能者下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规则，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是一个真正开放的充满活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