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巨龄

　　《光明日报》2004年7月14日A4版的“光明论坛”刊出了一篇题为《仕而优则学》的文章，其中涉及到《论语·子张》中关于“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话。这是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的，本来是《论语》这部书中很富哲理性的名言。但是，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判定后一句是在宣传“读书作官”之后，“优”就被曲解为“好”，“仕”这个词也被解释为“作官”的意思，直到今天还没有改变。上述所提《仕而优则学》的作者，立意阐述都很好，但恰恰是受了这种说法的影响，取了前一句，而对后一句则表示了“不敢恭维”。

　　应当说，从训诂学的角度看，古汉语中的“优”和“仕”，在今天的现代汉语中，都有多种义项，至于哪一种切合《论语》这两句话的真正意思，还是可以商榷的。

　　“优”，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好”，或者“优秀”。这一点早在金代学者王若虚那里就已经讲清楚了。这位先生在关于《论语辨惑》中说到“仕优”“学优”两句时，就写道：“旧说以‘仕优为优闲有余力，学优为德进优长’，岂有一字二义，不若皆训为有余力也。”至于“仕”，当然有“任职”的意思。但“任职”并不等于“作官”。宋代的邢昺大概是第一个把“仕”和“官”扯到一块儿理解的人。在为《论语》注疏时，他认为这里的“仕”，即所谓“言人仕官”。于是，后人有编词典者，就据此把“任职”和“作官”弄到一个义项里。其实，严格说起来，邢昺所说的“言人仕官”四个字并没有说清“仕”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后人借以解释子夏的这两句话，当然更难免概念混淆，步入曲解的境地了。

　　据有关资料显示，“仕”这个词，除了“任职”之外，至少还有两个义项：一是通“事”，“做事”的“事”；二是通“士”，“士农工商”的“士”。《诗经·小雅·四月》里有几句写道：“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这是一首做工者的哀怨诗，说的是“滔滔的江汉之水，南国的众河都向它汇合，怎么我这样竭尽劳苦地做事，人家眼里还没有我呢？”郑玄在为《诗经》作笺时，就指出：“仕，事也”。孔颖达则同样疏道：“谓以兵甲之事劳役之”。此外，在谈到《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关于“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的诗句时，《毛诗故训传》也认为这“仕”即是“事”的意思。

　　“仕”，还通“士”。王充的《论衡》述及《孟子·公孙丑下》中关于“有仕在此，而子悦之”的语句时，认为其中的“仕”，即“士”。此外，《旧唐书·崔融传》里也有“仕农工商，四人有业”的说法。这里的“仕”与“农工商”放在一起，正所谓古代的“四民”。

　　那么，到底应当如何理解《论语》中的这两句话呢？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朱熹写道：“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意思是说，“仕与学”，所做的不同，但理相同，“仕而学”，是为了不断丰富做事所需要的知识；“学而仕”，是为了检验所学的知识是否合于做事，根本扯不到“作官”不“作官”的问题。

　　明代邓林在《四书补注备旨》这部书中，对朱熹的上述观点进行了深入阐发，说道：“仕，是行其理于世”，没有讲它有“作官”之义。“学，即究其仕之理”，指的是研究“行其理于世”的学问。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讲的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邓林指出：“子夏论仕与学者，当各知其所重也。曰：当仕之时，则仕为重，必致君泽民。待职业（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职业’，而并非‘作官’——引者注）闲暇而优乎有余力焉，则用其功于学，以稽乎典籍之间，其学也非妨乎仕，而适以资乎仕矣；当学之时，以学为重，必修德明道，待涵养纯熟而优乎有余力焉，则推学于事，以见诸行事之实，其仕也非妨吾学，而适以验吾学矣。有仕与学之责者，岂可不知所重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根本不是讲“官作好了就学习，学习好了就作官”，也不是讲“作官有了空儿就学习，学习有了空儿就作官”，而是教导人们：工作也好，学习也罢，要各有所重。工作的人要以工作为重，一旦“职业闲暇”而有余力时，就要继续学习，以丰富工作所需的知识；读书的人要以学习为重，一旦“涵养纯熟”而有余力时，就要参加实践，以检验所学的知识是否合乎实际需要。这，才是《论语》“仕优”“学优”这两句名言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