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和妻子年近五十，至今没要孩子。从1992年起的十多年间，两人跑遍了北京的每一个角落，把北京有特色的胡同、宅门甚至各个细部都拍了照片并进行研究。

　　他曾对我说，一次在梦里，他确确实实梦见了北京城。

　　在一片清辉之下，那旧时的城墙、宫阙仍在，天安门广场宏伟壮阔。旧时王榭和寻常百姓的宅院大多完整，包容在宏伟的城墙怀里。而城墙壁上野草瑟瑟，城堞箭楼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好去处。站在城墙上，遥遥可见西边或北边的现代化摩天大厦，更远处则是蜿蜒如脉的万里长城……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首都，悠悠的气韵说不尽也理不清，丝毫不逊于巴黎、罗马、伦敦、君士坦丁堡、圣彼得堡等世界名城……整个北京城宛如一座巨大的博物馆。

　　他的这个梦也曾经是很多北京人的梦。

　　可当梦醒来，却是一片怅然。轰鸣的机器正以飞快的速度把古老的传统逐一铲除。王彬说，他从不掉眼泪，只是在走访那些曾经美丽而现在破败的建筑时有一种深深的伤感。看着那曾经辉煌而现在斑驳的门楣、雀替和廊柱，想象当初住在里面的是什么样的殷实人家，有何等的功业，而现在却成了熙熙攘攘的引车卖浆者立足的大杂院，即便这些人，也将要马上流散了，因为此地即将片瓦不存。

　　我在采访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双年展总策划人罗丽时，她曾说：“这次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敢把世界上40多个国家的领袖请到圣彼得堡，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它有敢与巴黎媲美的自信。它帝俄时代的面貌基本没变，涅瓦河畔，古建成群，属于18世纪的著名建筑群就有十几处，再加上五十多座在古建筑基础上形成的博物馆，形成了圣彼得堡古朴、雄伟、稳重、宽广的特征。许多中国人到了这里都说，想象不到的漂亮！中国艺术家到了这里每每会有一种朝圣般的感叹，到底是欧洲啊！”“与之相比，我们能给世界展示什么？”王彬说，“疯狂的拆迁，一片片古建被毁，剩下的全是类似东方广场和西客站那样的东西！一个伟大的古老城市，需要血肉骨骼整体地保存下来，不能仅剩一个个孤零零的院落和建筑，它需要氛围，需要环境，需要自己的天际线。”王彬管这叫“城市肌理”的有机保存，即街道、胡同和四合院的完整保存。但他知道，北京城的“肌理”已失，他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把残存的一点旧城描摹绘制下来，供后人凭吊。

　　王彬是鲁迅文学院的教授，他的主业是研究小说叙述学。但他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对北京的城市文化地理着了迷。他最早的研究是北京胡同名的变迁。这时，对北京城文化肌理的最大破坏已经开始。王彬认为，北京古城遭遇过两次劫难，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前因为各种政治因素进行的破坏，第二次就是正在发生的、已经持续了20年的因为各种经济因素进行的破坏。王彬的情感在一点点变化，从最初纯粹对传统文物建筑的喜好，慢慢发展到一种抢救的焦急。为了弄清楚北京城的过往和各种古建宅院的结构细节，他研究了所有能找到的北京志书和古代笔记，还尽可能地求教学者方家，并和人品学识皆高的单士元老先生成为忘年交。所谓“溥仪出宫，单士元进宫，从此73年未出宫”，这位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在紫禁城内搞研究73年，不仅传授给王彬许多古建知识，还传染给他一种对古文物保护的焦虑。王彬曾亲眼目睹了年过九旬的单先生，怎么与大权在握的行政部门“修缮人员”进行辩争，也亲耳听到了这位故宫学第一大家那“有关部门应广开言路，察纳雅言，咨诹善道，以减少失误，向人民向历史交上一张满意的答卷”的诤言。

　　王彬就是这样背负着大师们的遗情，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走，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地查。他的课堂，他的实验室就是北京的大街小巷。“工匠们干活时，我们去看，这些东西你看书是看不到的。另外还向专家学习，跟单先生学，弄通了，我和妻子就骑自行车去找典型。”我问他，在走访中遇到过什么难忘的事情。他说，没有，只是每次猛然看到尘封中的有价值的门宅时就会有眼睛一亮的感觉。

　　还有些时候，一些保存完好、被某些单位占用的四合院总是阻止他进行拍摄。有一次，一个卫兵差点要动手。王彬百般解释说，你大门朝街，什么人都从这过，况且这是在搞文化研究。可终究还是不行。但更多的人对他是赞许的，人们似乎都理解他是对老北京做最后的一拜。一次在新帘子胡同，也是在一个要人的宅前，王彬看门前没人，一阵高兴。正拍着，突然里面出来一位军人，待军人问清楚情况后，不仅让他拍，还帮着清理杂物。还有一次在秦老胡同，他正拍着，一回头，看见一位军官站在背后，原来他挡住了门口，军官却一直耐心地等着他拍完……

　　其实这种历史的沧桑感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王彬夫妇在实地考察拍照的路上，不止一次遇到过一些百姓自发地拿起相机，为即将不复存在的街巷留影。

　　王彬是一个苦做者，他走街访巷十余年，做出一本《胡同与门楼》，附图百幅，和一本《北京老宅门》，附图近三百幅。正在着手做的《北京老城门》也是厚积多年。他一向这样执拗和较真，几年前他写《红楼梦叙事》就用了三年。“没人这么写书，17万字写了三年！”他自己感叹！

　　他已经很累了，但种种莫名的冲动时时鼓动着他又打起精神来，骑着车子风里雨里地走出去。“在寒风中，我拿相机的手冻得直哆嗦，但我想我应该这样，一个北京的孩子，也不枉在北京出生一场，好像《茶馆》里说的，我们一起来祭奠这个老北京。”

　　几年来，在他和其他“胡同保护者”的呼吁下，北京市有关部门修改了关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计划，增为40片。

　　“可40片也太少了，你想想，这40片里包括故宫、颐和园、北海，以及恭王府等众多王府，这样，北京的3600多条胡同又能包含进去多少？”把整个北京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但这已是不可能了，王彬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将整个南锣鼓巷地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果成功，这将是一个活着的胡同博物馆，将打破北京“世界文化遗产”都是皇宫陵园的局面，端出北京民居的典型，也将遏止贪婪的开发商对这一片的野心。他认为申请很有可能成功，因为这里的民居保存了元代甚至唐代坊的形式，这里是人文荟萃之地，洪承畴、僧格林沁、荣禄、婉容、冯国璋、茅盾等人的故居都在此，而且基本保存完好。建国以后，这里的四合院由于等级高，大部分被首长与国家机关宿舍占用，时有修缮，保存得较为完好。他同时在进行的工作是，呼吁“40片要连成一片”，就是说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要自身膨胀，互相衔接起来，而不是各自龟缩，被分割成支离破碎的东西。这时传来一个好消息：砖塔胡同附近区域的危改计划要改变，景观和历史被提到重要位置。但王彬的心情依旧是悲凉的。

　　“它们都已不存在了！”王彬摩挲着他的图册《胡同与门楼》念叨着：东颂年、西颂年、扁担胡同、蒋家胡同、牛街、南横东街东段……（任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