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我以为之连岳专栏

　　“除了火葬场，什么都要管。”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宋永忠在8月8日的中外校长论坛上这么说；中国其他的一些大学校长也发出了类似的感叹，暨南大学校长刘人怀还表示很羡慕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F·理查德能在晚餐之后出去散步，“我怕我散步的时候碰到一个人找我解决住房的事情”。

　　英国的教育大臣，甚至是首相，恐怕都得在剑桥大学校长面前毕恭毕敬，他们大学的独立传统，恐怕是校长得以悠闲散步的前提之一。我们这儿方方面面都可以给大学下指令，大学功能变得无所不包，按这种趋势，加上大学又越兼并越庞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火葬场了。奇怪的是，指令下得越频繁，大学校长操心的事情越多，我们的大学反而越“水”，抄袭事件层出不穷，学术腐败屡禁不止，泄密作弊司空见惯……

　　最近的指令是教育部发布的“禁租令”，认为“近年来一些在校大学生自行租住校外民房，条件参差不齐，有的不具备基本的安全设施，有的周边治安环境复杂，安全或治安事端时有发生。为此，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应积极创造条件为学生解决住宿问题，原则上不允许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现在，各地方开始执行了，甚至不惜用“强迫”。

　　这种事情，我们过几个月倒回去看会更有趣一些。还记得几个月前，有官员指天画地，赌咒发誓：凡是收红包的医生一律取消行医资格。医生还是那些医生，红包还是那些红包，官员也还是那些官员，谁还想得起那曾经霹雳一般炸过公众头顶的誓言？官员的誓言和情人的誓言，往往都要骗当下的感情，不能期许它长远的。

　　在这里，白纸黑字，我也拿一点官员才有的气魄和你打个赌：半年以后，若是“禁租令”成功，我就禁食三天，闭门思过，前提是，“禁租令”失败了，发布这条指令的官员得承认，我们的“禁租令”草率了一些。

　　我有绝对的把握赢，“红包禁令”远比“禁租令”来得合理，最后都泡了汤，更不用说“禁租令”这样违背常识的东西了。人到了成年以后，对独立个人空间的渴求，会很强烈，这很健康，对个人的成长也非常有好处。而有一部分经济宽裕的家庭，是能承担这笔费用的。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大学生租屋独住，是必然要大量出现的事情。如果真正是关心学生，就应该建议(甚至可以禁止)学生不要租条件太差、周边环境不好的房子；学校也可以对在外租住的学生造册记录，定期走访，甚至每天通电话都可以呀，我们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庞大的辅导员队伍，他们可以做这些事。为什么不能顺应情势，照顾学生感受，在新情况面前调整管理方法呢？非要逆势而行，最后只能徒呼奈何了。

　　至于说到几个人住一间集体宿命，能培养这个主义那种精神之类的话，我想，就没必要多讨论了。马加爵没有外出租房子，主义和精神没见得更多，倒是平日的摩擦增多了，可能会引发杀机。马加爵虽然是个特例，但他能说明，集体宿舍也有其负面因素。正如在外租住有其负面因素一样，一禁了之的做法，未免过于简单与偷懒了吧？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专栏作者

　　薛涌：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连岳：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