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延青

　　1997年1月，35岁的我，从一名企业管理人员成为人大机关干部。那时，我对人大了解甚少，有关人大知识的储备更是一无所有，常常搞不清楚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和人大专门委员会有什么区别，总是纳闷：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一把手叫主任，而人大法制委员会一把手却偏偏叫主任委员。好在那个时候，周围同事的年龄大多比我大，都是我的老师，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很快我开始进入角色了。

　　说起年龄，尽管那时我已经35岁了，但自我感觉可好了。就像左拉写过一篇题为《陪衬人》的小说一样，在人大这个“大人”堆里，被人一口一个“小朱”叫得心花怒放，被“陪衬”得“青春”依旧。

　　因为年轻，就得多干活，领导也愿意压担子给我。记得刚到人大机关10个多月的时候，领导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这出人大会上重头戏的起草任务交给了我。时逢人大常委会换届，这个报告既要报告当年度常委会工作，又要报告五年来常委会的工作。为写好这个报告，我一头扎进材料堆里，研读人大常委会历年工作报告和相关资料。看着看着，我被人大丰富多采而又扎扎实实的工作所吸引。

　　我看明白了地方立法的重要意义，看明白了监督工作的重要性，看明白了重大事项决定权的丰富内涵……我为人大代表暗访电子游戏厅，并就电子游戏厅经营赌博游戏，在人大会上质询文化部门的行为叫好；我为人大代表因某部门工作存在问题联名提出罢免案，而由衷敬佩……我深深地感受到人大常委会决不是“举手”机关，在地方政权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中人大及其常委会肩负着重要使命，人大工作大有作为，任重而道远。

　　从起草这个工作报告开始，我已陶醉在人大工作带来的喜悦之中了。七年里，我不住手地写，记录人大工作的每一个进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先后发表有关人大工作的消息、通讯、言论等体裁的文章约2700多篇，其中在《人民日报》、《中国人大》、《民主与法制》、《辽宁日报》等中央和省级刊物上发稿260余篇。我写的通讯《大连人大：构建新的监督机制》，获得全国人大第十届好新闻评比三等奖。今年我还成为《中国人大》杂志首批颁发特约记者证的25名特约记者之一。

　　有一次，偶然和兄弟城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同志聊起人大宣传工作，他说人大工作程序性的东西很多，很难写出点什么。我却偷着乐，心里说不是没得写，是写不过来呀。因为人大工作日新月异，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远的不说，就我亲身经历的7年间，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先后实行述职评议、公民旁听、开门立法、自选题目发言等工作，有20多项工作成为人大常委会20多年的第一次。

　　这些年地方人大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个人也伴随人大工作的发展而不断进步。今年初，通过竞聘我走上了研究室副主任的岗位，真有点丑小鸭变天鹅的感觉。不过，最近还真有点郁闷。毕竟40多岁了，喊我“小朱”的越来越少，喊我“老朱”不断增加。特别是近两年来人大机关来了不少年轻人，有大学毕业生，有英气勃勃的转业军人。他们的年轻让人羡慕，也给人大机关注入了活力。在他们的“陪衬”下，我确实感觉有点“老”了。

　　我从“小朱”变成了“老朱”，虽然有些郁闷，不过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也为人大的未来高兴。我想他们现在或许还搞不明白我这个副主任和别的主任究竟有什么区别，但有一天他们都会变成羽毛丰满且高贵美丽的天鹅，那时他们将见证人大工作更新、更美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