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事多磨”来形容多哈回合谈判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在经历了3年多的拉锯战后，多哈回合谈判终于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世贸组织147个成员8月1日在日内瓦就多哈回合的主要议题达成了框架协议，为正式协议的达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框架协议确立了欧盟消除农业出口补贴的承诺，美国原则上也接受了对其食品援助和出口信贷方案的限制，世贸组织其他发达成员国也已同意，就削减国内补贴问题进行谈判。作为回应，发展中国家同意扩大同发达成员国进行电脑、汽车等工业品贸易的机会。两大阵营各退一步，谈判局势顿时海阔天空。

　　农业补贴问题一直是多哈回合谈判成败的关键，取消农业补贴在带来贸易自由的长期收益的同时，也将给发达国家农业部门造成巨大冲击，导致不容忽视的短期改革成本。因此，发达国家的利益权衡决定了农业补贴的取消与否，进而决定了多哈回合谈判的走向。虽然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对协议的达成有重要影响，但真正拍板的还是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贸易自由的长期收益和产业结构改革的短期成本的比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改革成本基本是与时间序列相独立的，而贸易自由的长期收益却是一个波动剧烈的经济变量。国际贸易的盛衰与世界经济是“同周期”的，世界经济繁荣，自由贸易的需求强烈，贸易国家的收益程度就大；世界经济萧条，自由贸易的需求惨淡，贸易国家的收益程度就小。国际贸易就像是世界经济的“影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发达国家的利益权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结果，多哈回合谈判的命运与世界经济的兴衰息息相关。

　　正是这种周期性的利益比较使得多哈回合谈判几经波折。自从2001年谈判启动以来，世界经济就一直深陷泥沼，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之下，自由贸易给各国经济带来的长期收益大打折扣，此时的农业改革成本成为了发达国家“不可承受之重”，多哈回合谈判随之陷入僵局。

　　然而，世界经济在2004年显示出了全面复苏的势头，美国经济在布什的减税和格林斯潘的降息刺激下一甩疲态，2003年下半年以来连续三季度实现了经济高增长，彻底摆脱了衰退和通缩的梦魇；欧盟在实现历史性的东扩之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效应逐步显现，显示出枯木逢春的反弹迹象；中国经济更是延续“增长奇迹”，在宏观调控之下基本实现“软着陆”。2004年的世界经济终于在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中重新走上了复苏之路，这一巨大利好消息给自由贸易的长期收益加上了可观的乘数，使其超过了短期的改革成本，多哈回合谈判随之峰回路转。

　　因此，多哈回合谈判的突破是因为两大集团实现了利益“双赢”。但这一结果的“双赢”不仅仅体现在谈判两者利益比较之间，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协议的达成更是效率和公平的“双赢”。

　　很显然，贸易壁垒的消除，自由贸易的增强，能够增加世界福利，是效率的“帕雷托改进”。与此同时，协议的达成也是对世界公平的促进，这种公平包括了三种哲学含义：首先是穆勒提倡的功利主义的公平，协议的达成使两大集团的利益都有提高，实现了所有世界公民的社会效用最大化；其次是罗尔斯提倡的自由主义的公平，贫穷国家大多是农业国，农业贸易壁垒的消除将给更多的穷人带来好处，实现了弱势群体的效用最大化；最后是诺齐克提倡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公平，取消贸易补贴使所有的国家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实现了机会的均等，起点的公平。

　　然而，现在还不是开香槟庆祝的时候，框架协议的达成仅仅意味着这场马拉松跑到了“中点”，而不是“终点”。很多随机因素，都将会影响多哈回合谈判的进程。

　　但与此相比，能源危机、恐怖主义等影响世界经济走向的因素更为关键，毕竟，多哈回合谈判的“双赢”局面只有在世界经济继续走好的前提下才能保持。程实[责任编辑：罗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