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成果转化方面，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转化较快，而社会科学成果转化则慢得多。原因大概是自然科学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投入和产出可以计算；而社会科学成果见效慢，还很难看得见、摸得着。除了学科本身的特点外，个中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前年，历史剧《走向共和》播出后之所以好评一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剧作充分吸收了史学界关于晚清历史研究的一些学术成果。许多人在电视剧里接触到的“新”历史观，其实在学界已是老生常谈。难怪学者雷颐当时感叹说：“学术界成果需要20年才能转化，也实在太艰难了。”

　　这是社会科学成果在艺术领域转化的例子。社会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实践也同样曲折。去年非典期间有文章批评在抗击非典中社会科学家不见踪影，发不出声音。在我看来，非典危机考验的主要是我们的公共卫生体制、应急机制、政府决策和管理体制的水平，说到底，是对我们的体制建设和政治文明的某种程度的检验。而在这方面，社会科学家并没有缺席。他们曾经发出过相关的声音，只不过在危机到来之前没有引起重视，更没有被及时、有效地转化。

　　至于城市发展规划和建筑设计方面的事例就更多。一些地方领导听不进专家意见，缺少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急功近利，拍脑门决策，结果造成大大小小的失误，再要挽回损失，要么代价太大，要么难上加难。

　　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认识和分析各种社会现象，作出正确判断，提出改进方法，为改革和发展助力，对群众启蒙和动员。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能清晰地听到经济学界和法学界专家振聋发聩的话语，看到他们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其他领域也各自从不同向度上鼓与呼，为现代化建设尽心竭力。也正因此，中央强调要大力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使更多的社会科学成果涌现出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无不得益于社会科学成果的有效转化。

　　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之难，实质上折射出观念变革和体制改革之难。陈旧僵化的观念，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体制的强大惯性，官僚主义的惰性，都是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中的种种羁绊。也因此，象牙塔里繁富的学术成果，无论是在大众中传播、认可，还是在其他艺术门类中得到体现，以及在社会管理领域得到重视并转化为改革的制度性成果，都需要有一个宽松的话语空间和良好的体制环境，而造就这样一个环境，本身就需要社会科学的贡献。这种有效转化，正是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社会科学成果要更多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首先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紧密结合社会实际，多做有用之学。其次是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积极做好社会科学成果的普及工作，使公众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些成果。在公众中普及成果的过程，也就是成果转化的过程。社会科学成果的有效转化，还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解放思想，敞开胸怀，多学习，多倾听，充分吸收那些能促使政府决策和管理更加科学高效的理论。另外，让更多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行政工作和社会管理，也是社科成果转化的有效方式。总之，要以开放的心胸、积极的态度、宽容的眼光来对待社会科学成果，充分吸取有益的见解，用以推动我们的社会进步，这才是对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应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