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国青年报》披露了发生在天津的一件怪事：1995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制止和纠正各种基金及附加收费”规定，1997年以来，天津市对该市所有的餐饮、娱乐企业征收了一项名为“教育事业发展费”的行政收费。2000年12月20日该市财政局通知取消了这一收费。奇怪的是，此后到今年6月，这个费实际却一直在收，在收费取消后三年半时间内，天津市财政仅从餐饮业就收了数亿元的“教育事业发展费”。

　　更奇怪的是，当地官员把这样的疏漏归咎于基层单位和企业对市里的政策不了解，由此，有关方面又发通知，要求从今年7月起停收“教育事业发展费”。当有关负责人被问及，这三年半多收企业的钱是否该退回时，这位负责人回答，因为所收费用已经随财政收入入库，也已经用于或计划用于教育事业，所以退回可能性不大。

　　我们都知道，日常生活中，在商场、饭店消费，缴电费、水费，我们要买多少产品或服务，就要交相应的钱，如果这时，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多收了我们的钱，那它不但必须把我们多交的钱退给我们，甚至还有可能因此承担赔偿责任。公民和企业的关系如此，和国家的关系其实也应如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和国家之间也存在一种契约关系，为了“购买”相关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企业或个人需要向政府纳税，纳多少税，法律会有相关的规定。政府如果违反了法律，由于种种原因多收了公民的税，也应退给受损失的公民。

　　财产权是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建设法治社会，就需要政府不管以何种名义征收公民的财产，都要经过法律的授权，都要经过正当的程序。

　　如果政府不按法定程序征收公民的财产，政府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恢复原状并消除影响。正所谓“有权利必然有救济”、“有权必有责”，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必须应该遵守这些基本的法治原则。

　　当前，行政收费中的混乱和违法现象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乱象呢？

　　一方面是因为制度的不健全———除了刚刚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之外，我们缺乏一整套从根本上对乱收费进行制约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查处这些乱收费的力度还不够重，措施还不够严厉。往往是，一些乱收费被查出后，一般都只是纠正一下了事，这就和天津此次的事件一样，相关部门无须为此负责，无须向公众道歉，更不需要为此丢“乌纱帽”。这样的查处不力，就导致许多地方查处乱收费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难以根治。

　　以上现象的长期继续下去，其恶果是明显的。拿天津这次事件来说，轻描淡写的处理结果一方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伤害了公民的感情，降低了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它还在当地树立了恶劣的示范，给其他部门及其官员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乱收费的违法成本是如此之低：侵犯了公民的财产不需要道歉，不会受到查处，钱多收就多收了，既成事实就不了了之。如此承认违法行为的正当性，承认政府部门违规取得收入的合法性，显然对官员的行为有一种误导，这样的误导如不纠正，对建设责任政府、信用政府将害莫大焉。

　　本报评论员于平[ 责任编辑：王亚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