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苏湘

　　2002年的元旦刚过，颜煦就接到了被剑桥大学有条件录取的通知书。儿子如愿以偿考上名校，作为母亲的我感到欣慰，而作为一名从教近30年的中学教师，儿子出国求学的成功同时带给我更多的是思考和启迪。

　　颜煦从小学到高二11年的学习中，成绩一直中等，从没有进入过优秀学生的行列。正因为如此，当他考上剑桥的消息传开时，《深圳晚报》一位记者以《偏科生考入剑桥大学》为题在晚报上作了报道，一时，小留学生颜煦成为深圳人的热门话题。

　　其实，我和丈夫最清楚，儿子既不是差生也不是什么偏科生，所谓差生好生的称谓都是传统教育简单地凭分数而划定的。说他是重理轻文的偏科生，可他自小就对文学和历史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一套《中国皇帝大全》是他初中就特别喜爱读的书，而一些国家的军事历史他更是不知什么时候看过已经熟记在心了。他轻视的不过是那些毫无说服力、甚至与现实背道而驰的政治说教。说他是差生，可是他的数理成绩有时却能拿到满分！

　　送颜煦出国留学的决定，是我和丈夫经过反复思考和分析后做出的。我们都是教师，在中学教学近30年，对国内基础教育的优劣利弊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如何为儿子设计发展方案，我们达成的共识是，目前国内的这种教育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不适合我们孩子的成长。于是我们决定把儿子送去以科学严谨优质的大学教育闻名于世界的英国学习。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明智的。他在英国度过了由自己选定的、爱在其中乐在其中的A-Level数理课程的学习生活，然后凭着优异的成绩以坚定的自信通过剑桥的面试，走进了神圣的科学殿堂，为实现他的人生理想迈开了第一步。

　　儿子留学带给我的冲击是巨大的。我任教的深圳中学，是一所省重点学校，近十年来，以高考上重点大学的升学率高而享誉鹏城，深圳人以自己的孩子能进深中读书为骄傲，学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反思自己，在高考升学压力下，我所能够做的也只能是在高考指挥棒统一指挥下的一点点微调。面对50多人一个班级的学生，我也很难拿出充分的时间给学生充分地表达自我。在每个课时上，我还是得紧紧围绕高考考点，落实每个知识点，为学生答疑解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深中每年招收高一新生6个班，而从去年开始，已经增加到20个班了。可是每年中招的几个月中，校长还是会为如何处理各条渠道来的条子而大伤脑筋。我常常在想，中西教育的差距到底在哪里，这种差距到底有多大，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有多深远？

　　在我们对国内教育的种种弊端恨在心头，急在心头之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台，如素质教育口号的提出；课程改革、新课标的全面启动和推进；高考命题、考试、招生录取方法的一些改变，有识之士在极力倡导教育新思维、新理念。应该说，这都是一些很好的现象，显示出了一种对教育的危机意识和关切意识。但是，作为一线教师的我们，深感教育改革的艰难和推进的缓慢。我们看到的是在素质教育的彩旗飘扬下，应试教育的变本加厉：在减负口号下，各种以兴趣班为名的事实加重了对学生摧残；在不准乱收费的名义下，家长为孩子跑一个所谓的优质学位而付出的心力和钱财。

　　我认为，任何仅仅只是针对教育改革的良方和猛药都无法救目前教育现状于苦海，教育改革是一个和国家各个方面的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和诸如计划生育国策也有密不可分关系的一个工程。

　　教育改革，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深圳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华南新闻》 (2004年08月12日 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