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的《法制晚报》公布了中国外逃的十大问题富豪名单，并指出，在追捕这些经济犯罪嫌疑人方面，尚存在种种法律或现实的瓶颈与制约。

　　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我国近些年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已有500多人，而被其以种种手段转移出去的赃款却有700亿元。事实上，如何追缴各类犯罪的收益，是世界各国在打击犯罪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尤其是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在各类毒品犯罪、经济犯罪、恐怖主义犯罪错综复杂的案情背后，无不隐藏着盘根错结的资金链。美英各国因此纷纷调整刑事法律，对犯罪资产和收益加大了控制力度。在美国，体现为民事和刑事的双重没收制度；在英国，则表现为由法院签发的没收令和充公令。

　　1988年的《联合国禁毒公约》吸取了英美等国的先进立法经验，第一次在国际法中设立了系统、完备的没收制度，具体包括替代没收、价值没收、混合没收措施等。

　　也就是说，即使犯罪分子已经把犯罪收益消耗殆尽，也可以强制其缴纳与已挥霍赃款相等价值的资金。或者，即使嫌疑人将赃款与合法收入相混同，企图浑水摸鱼，执法机关依然可以依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将其全部没收。今年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基本照搬了禁毒公约在没收方面的规定，并强调了在没收和追缴犯罪收益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遗憾的是，尽管《联合国禁毒公约》早于1988年就对我国生效，但我国在没收犯罪收益的国际合作上，却迟迟未建立起配套的国内法律制度。

　　因此，在如何追缴和没收已经转移往境外的犯罪资金方面，我国的执法力度和效率都显得捉襟见肘。比如，若犯罪嫌疑人死亡、隐匿或者失踪，由于刑事审判程序未能启动，我国的司法机关就无法对散落境外的犯罪资产作出有效处理。国际公约一般都要求以法院出具的没收令作为财产执行的依据，而涉外经济犯罪案件多数由反贪和公安部门处理。若想及时对转移出境的资金采取措施，往往因没有法律依据，得不到其他国家司法机关的配合。我国至今没有制订统一的《国际刑事协助法》，很多案件的解决都只停留在个案合作的基础上。如余振东案，虽然该犯已经被美国司法机关移送回国，但涉案的数亿资金仅仅被追回三百余万美元，还是由美方作为证据移交我国的。若指望美方协助我国进行刑事没收全部赃款，将因为两国没有没收方面的协定而无法深入继续，而我国若在美国本土以民事诉讼的方式追讨赃款，所花费的诉讼费用更将是天文数字，还未必能收到预期效果。

　　笔者认为，我国已经表示了打击经济犯罪的强烈决心，而落实到操作层面上，尚需要扭转观念、补足立法、加强力度。在观念上，尊重国际公约和他国立法，积极落实国际公约的规定，使国际法和国内法有机、顺畅地衔接起来。同时，按照国际惯例作出适当让步，建立起适度的收益分享机制。

　　在立法上，对刑法中的没收制度进行调整，摈弃单一、单调的没收规定，借鉴其他国家针对不同形态犯罪收益设立的措施，建立起多元、有效的没收制度。与此同时，也避免公民合法财产和善意第三人财产免受不必要的侵害。只有这样，才能使“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之说落实到使各类犯罪的人、财、物“一网打尽”的层面上。

　　何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王亚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