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8月10日报道，日前，上海大学给25位毕业生发放了信用评估报告。对此，笔者要问：这到底是对发达国家有益经验的成功借鉴，还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超前照般？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考虑另一个问题：“谁需要信用评估？”学校管理学生的有效手段很多，对学生诚信品德的培养，就是学校的一个主要功能和任务目标。在这方面，有关奖惩规定和教育方法，恐怕比“信用评估报告”要刚性得多，也丰富得多。而且，我们一贯的教育方针都是以正面教育为主，教育单位一般会为偶尔越轨者提供一定的改正机会。这使学校缺乏提供严格、有效、真实的信用报告的理论根据。而学生只需要对他们有利的、积极的信用评估报告。对于用人单位，这种新形式的“信用报告”，与从前的品德操行评语相比，也没有更加值得期待的地方。

　　那么，在今天的时代，我们的社会需要信用评估吗？

　　公正客观的个人信用评估的引入有价值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又必须把它放到整个经济和社会背景中加以思考。信用评估的施用对象应该是信用支付手段已高度发展的、发达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全体公民，而不只是大学生群体。这样看来，在信用时代远未到来，信用基础仍要培育时，实验对象也不该是无法典型代表各社会阶层利益的大学生群体。同时，即使条件成熟，信用评估也只能使用于金融服务领域。

　　对普通公民道德领域的信用评估，由于情况非常复杂，因而极其危险。与对社会个体进行的、一切形式的道德评估系统所具有的道德风险一样，它容易沦为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这也是笔者极力反对推广所谓“道德量化”

　　的创新的主要原因。道德规范的功能，主要是靠社会舆论以及良心等主体的内心信念，来帮助实现的。它的特点就是软作用，不是靠报告或条例等硬件来严格规定的。

　　鉴于此，笔者认为：上海大学的做法，如果是从推销教育产品———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出发，等同于一般的商品促销手段，无可厚非。但如果把这样的信用评估当做构建发达信用社会的有益尝试，期望信用社会甚至诚信风貌迅速到来，是近似于缘木求鱼的。

　　李隼（中山大学博士）[ 责任编辑：王亚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