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报道8月4日上午发生在北大第一医院幼儿园的惨案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精神病人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关注。因为少数精神病人时时都在对我们的社会构成一种威胁。由于瞬间的刺激，他们可能突然之间成为暴徒和凶手。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病人出现这样的伤害行为，究竟是否可以提前预测呢？这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更多的观点认为就算能预测，也很难防止伤害行为的发生。关键在于对有潜在危险精神病人的监护。

　　但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大多数精神病人都没有获得有效监管。

　　根据有关法律和规定，精神病人的监护是其监护人的必尽职责。如果该监护人认为自己没有监护能力，可以向有关方面提出援助申请，否则精神病人出事，监护人就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是从实践和实际生活来看，很多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很难做到这点，首先是因为精神病是一种“高消费”病症，很容易使精神病人家庭处于贫困状态。但是，目前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事实上形成了大多数精神病人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精神病人在我国的有效治疗率太低，这使得大量精神病人“散落民间”。据报道，去年全国各种精神疾病患者已达1600万人，占总人口1.23%%，但只有20％的精神病人能够得到有效治疗，其他80％的病人都没有得到有效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和哈佛大学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仅为30％。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谢斌说，这其中除了因为贫困而中途放弃治疗的原因外，相关的医疗机构非常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平均1万多个精神病患者才能有1名专业精神病医师，软硬件设施都亟待提高。

　　采访中，有关专家认为第二个问题是出现了这样的伤人行为的原因。精神分裂症病人会受到怎样的法律处置？回答是看他是否在精神病发作期，不是的话，同样要负法律责任。受害者家人可以起诉行凶者，嫌犯是否有罪由法院定夺。行凶者作案时的精神状况评估报告很重要，会作为量刑的重要依据。

　　幼儿园惨案引发人们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目前我国在精神病人的权利维护、反歧视、社区精神卫生工作方面存在诸多漏洞或问题。我国曾于1985年着手起草《精神卫生法》，然而近20年过去了至今未出台，就地方法规而言，目前只有上海制定了《精神卫生条例》。不可否认，精神病人病情痊愈后和普通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包括就业权），不应受到歧视，但其精神病复发的潜在危险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尽管我们需要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但也不能因此而损害正常人的合法权益。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是靠精神病专家，而是政府的职能部门。

　　北大医院幼儿园血案发生以后，网上出现了一些针对精神病人过激的言论，人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精神病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认为，对精神病人的恐慌是正常的，这是人的自我保护机制的正常反应，但不必太神经过敏，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身边的精神病患者。对癫狂型患者应该送去医院治疗，而对抑郁型的则更应该协助其家人为患者营造更好的恢复环境，不可孤立他们，更不能歧视、伤害他们，否则可能导致其向更恶化转变甚至变成癫狂型。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占少华说，正常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准则强化了人在某些方面的行为标准，他们被称为社会主流。对于不同于这个主流的人，只要他们没有危害社会，对他们不应只是批评和谴责，应该以更为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占少华说：“这些人在社会交往中，经常被人轻视，这将加重他们的病态潜意识。所以，当面对精神病患者时，人们应该分轻重对待，重当就医，轻则应该在社区中得到帮助。”他还特别强调，应该满足他们作为人的社会需求，而不应该把他们排除在外。不能俨然以救助者自居，而要平等地看待他们，从尊重人的尊严出发去帮助他们，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