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事件”发生后，美国《芝加哥华语论坛》发表署名为鲁生的文章，文章题目是《赵燕被殴打事件和以人为本的新外交》。就“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入与细化等相关问题，我们采访了毛寿龙教授，他说——人是最可宝贵的

　　“赵燕事件”发生后，美国《芝加哥华语论坛》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外交人员为在国外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奔走，努力提供服务，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这说明中国的外交正向“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方向发展。究竟什么是“以人为本”？政府“以人为本”的本质到底说明了什么？笔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教授。

　　以人为本：让生命权高于一切

　　毛寿龙教授认为，以人为本的根本就在于“人”。这意味着在公共管理中必须关心人、关注人，重视人的价值和保护人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包括：生命权，各种各样的自由的权利，各种各样宪法规定和保护的政治经济权利和财产权。这些权利中，生命权最为重要，高于一切。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机动车与行人或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很多机动车司机认为该法没有保障他们的权利，没有体现以人为本。毛教授指出，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考虑道路权和生命权谁更根本。以人为本，道路为辅，路是给人走的，生命权高于道路权，《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障了行人的生命权，正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人难免会违章，如果因为这个小小的过失就被撞死，这是很悲惨的！”毛教授说。

　　以人为本：凸显人文关怀

　　毛教授指出，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出前，在我国曾存在着多层面的“本”。

　　在政府管理上，过去是以“管”为本。公共事务以政府管理为本，考虑的出发点是管理效率的提高，忽视个人成本。在经济发展上，是以“GDP”为本，任何事情考虑的出发点都是提高GDP的增长速度。过去还曾有段时间提倡“以民为本”，强调官员是公仆，人民是主人，官员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按照人民的意愿。

　　毛教授认为，这些本位理念都不能解决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以管为本忽视了管理中的个人成本。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继续忽视个人成本，一味追求管理效率的提高是难以实现的。以GDP为本过于狭隘片面，难以满足个人全面发展的要求。这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相比较而言，以民为本具有较大的迷惑性，许多人都认为它能够解决目前中国公共管理中的很多问题，但毛教授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老百姓的利益和公共利益还是有差异的，而且是事实上官员不可能成为仆人，老百姓也无法成为主人。如果一个仆人去照顾很多主人，那很多主人反过来也会成为仆人。所以以民为本无法解决政府管理、发展方面的问题，而且，以民为本忽视了官员的基本权利，像过去强调官员是螺丝钉、必须无私奉献一样，现在则必须强调官员的基本权利。

　　“以人为本”的提法主要是从去年开始的。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变化。毛教授告诉记者，“这不仅仅是政府本身的变化，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以人为本”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市场经济下，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比较闲，现在则比较忙，人们能从事的活动和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使人的生命价值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以人为本”也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过去人们生活的社会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社会，而现在则充满了不稳定和威胁。人的流动性在增加，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在增加，使得人们越来越注重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

　　再次，“以人为本”也是整个社会整体认知度提高的结果。“我们在实际管理中意识到很多问题，比如以管为本给我们的教训，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新的解决办法”。

　　毛教授特别指出，“以人为本”的提出更重要是因为新一届政府执政理念的改变，如果新一届政府没有很快的推出以人为本的新理念来适应社会发展，最近几年整个政府管理、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都很难做到以人为本，即使有也不会那么快。

　　以人为本：科学的管理观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把“以人为本”写入了中央文件，这使得“以人为本”由学者们的一般意见走向了政府的执政理念，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毛教授坦言：“‘以人为本’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也说明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过去我们痛心地看到，‘以管为本’和‘以GDP为本’都没有解决问题。比如，民工流动为中国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却受到限制，并出现了像孙志刚案件这样的血案。我们当前的确遇到很多问题，需要改变我们当前的理念和基本价值观来解决。”毛教授指出，“以人为本”在中国已经达成了良好的共识，而且对各方都有利，官员可以改善自身的执政形象，得到更多的民间支持，公民更是直接得到实惠，因此它的推进要比从前的以民为本容易。但是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在具体领域可能会遇到某些阻力，前面依然充满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