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他提出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要注重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一切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等等重要论断。这些论断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讲,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四个关键要素:一是政府管理职能的选择与确定,即管什么;二是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三是改善对行政人员的管理,即通过什么样的制度体系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保证政府职能的实现;四是控制政府的行为,即政府行使权力时,依托什么样的行政程序和行为准则。依据这样的分析框架,考察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的历程,就可以发现,政府管理功能的选择与定位,在整个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就政府管理功能本身来说,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一方面它是行政体制运作、行政权力行使的起点和依据;另一方面,政府职能又处于经济、政治的交汇点,任何管理功能的变化,都会受制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并反过来对其产生影响。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只有深入到政府职能这个核心层面,才有可能改变计划管理体制的运作方向,实现体制创新。

　　从我国的改革实践来看,认识到并提出政府职能转变这一核心目标,是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直接产物。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我们知道,在邓小平同志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之前,我们对我国经济性质的认同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学术界对社会主义能否借助于市场的力量配置资源争论不休。在这样的前提下,以政府机构改革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不可能触动政府职能这一深层症结,只能局限于组织结构的调整。所以,我国1993年以前的政府机构改革基本上停留在组织结构调整的层面。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理论突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拉开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篇章。与此同时,也对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新体制,要重新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而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不可能在传统的旧体制内产生,必须从整体上实现体制创新。正因为如此,1993年后的行政体制改革,突破了组织结构调整的局限,开始围绕政府职能重新定位,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1994年起,对传统的计划、财税、金融、流通体制等进行了改革,探索构建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从1993年起开始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不仅从整体上提出了“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总目标,而且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内涵,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将政府职能转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来;2001年进行了以审批制度改革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2003年行政体制改革,则对政府组织体系的调整重在加强监管,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实行行政三分制改革,推进以审批制度改革为基础的政府规制改革。事实表明,“南方谈话”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进入了行政体制创新的新阶段。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思想,也是政府管理必须坚持的唯物主义路线。这就要求我们在行政体制改革中,不仅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而且要借鉴国外一些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与政府管理的经验,要注意借鉴这些国家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和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管理经验,以促进我们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管理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决策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从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的讲话,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都是从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角度阐述决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目的性。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探索也主要致力于对“文化大革命”破坏民主集中制的批判和纠正。直到1986年决策体制改革才以“决策科学化”定义,完成了目标定位。科学的决策要求,作出了决策并不算完,还要对决策的执行情况和效果进行检验。那么,检验行政决策的标准是什么呢?只能是实践。邓小平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他进一步强调,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标准,其主要内容是“三个有利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真理观的新发展。它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的统一,坚持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了领导与群众的统一,为各级领导者进行科学决策和加强政府管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

　　作者：邱中慧　来源：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