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斌

　　摘要：

　　1.观察深圳，也就是在探索中国经济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模式；解读深圳，也就是在剖析一个落后的小村镇如何跨越式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2.在邓小平理论中，改革的实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再批判，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否定，对市场经济的理性确认；开放的实质则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再认识，对人类一切共同文明的创造性吸收。

　　3.深圳既是邓小平理论的试验场地，又是邓小平理论的光辉结晶；而邓小平理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将来也一定是深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与稳步发展的思想指南。这就是邓小平理论与深圳的内在联系和路径依赖。邓小平理论所提供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模式和由普遍贫穷到共同富裕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就是他对中国、对人类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4.新世纪的领导人不仅继承了邓小平理论中的核心内容，而且又以科学的发展观即人的全面发展观启动了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的新进程，又提出了加强和提高与执政责任、执政权力、执政利益、执政荣誉更加适应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庄严任务，从而把这一理论推向前进。

　　二十年前，邓小平的脚步刚刚离开第一次考察深圳的土地，还没有来得及拂去劬劳的风尘，便送来了一句十分庄重的历史性结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顿时，深圳沸腾了！多少人的期待终于实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又掀起了壮阔的波澜。因为这等于他给“姓‘资’还是姓‘社’”、是否真是“除了红旗仍在飘扬，一切均已变色”的那场搅得周天寒彻的大辩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大句号。

　　（一）走向市场经济新体制

　　凡历史上的大政治家，其伟大之处不仅在于能够理性地稳定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更在于能够成功地驾驭转折关头所发生的巨变。邓小平的上述结论就是在关键时刻的战略性指针。

　　本来以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制度，怎么在这里也搞起了市场经济？本来是一个基本消灭收入差别的社会，怎么在这里却发生着引致待遇悬殊的分化？所以，在特区兴办的初期，“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态度”，“香港舆论界也有持怀疑态度”。但是，不这样干行吗？邓小平，这个中国人民的儿子，当他第三次重返中国的政治舞台时，当他面对“中国社会从1958年至1978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197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这一严酷局面的时候，他才能及时地、准确地做出了石破天惊的判断：“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

　　但是，要走出贫穷，鉴于偌大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惟一的途径只能是“鼓励一部分地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那么，这“一部分地区”的突破口应该在哪里呢？在哪里，改革的成本可能最低，而创业的机会又可能最大？它不可能在旧体制的基地与重镇，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只能在中国计划经济的薄弱地区，只能在与世界市场经济的接轨之处。领袖的目光迅速地转向了东南沿海：“地利”的优势把“天时”的彩球当然地抛向了深圳，“人和”的鲜花辉映着移民城市的宽容与轻松。在这一瞬间，邓小平选择了深圳：“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

　　特区的英雄儿女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重托，向人民的共和国，向人民的领袖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请看深圳：深圳是全国居民生活质量最好的城市之一；24年来GDP平均增长28.3%，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4位(上海、北京、广州之后)。24年来深圳累计完成各项税收收入4669.3亿元，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战略布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实践一而再，再而三地验证着邓小平的论断：“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肯定资本主义一百年的历史就跨过了以往的全部辉煌，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深圳二十年的经历超越了自身几千年的步伐。这也就难怪来访的资深政治家李光耀坦言：深圳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

　　毫无疑问，邓小平的初衷决不是简单地立足于中国南方一个小镇的发展前景，深圳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地”而创立、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窗口”而存在的，它的“辐射”与“带动”功能要影响整个中国。所以，观察深圳，也就是在探索中国经济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模式；解读深圳，也就是在剖析一个落后的小村镇如何跨越式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在邓小平看来，这也是“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动整个地球”。

　　也正是深圳的光辉实践，才更加坚定了邓小平的价值判断：1992年6月他明确地说：“我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消费，影响对外贸易与出口。有了这个提法，十四大就有了一个主题。”[2]邓小平曾这样对深圳说：“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回首二十年，无论是1984年的特区开创，还是1992年的性质判断，每当深圳发展的转折关头，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或者力挽狂澜、转危为安，或者一言九鼎、大辂椎轮。

　　（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

　　当年，邓小平一再催促人们“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其根本原因除了“要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外，就是“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于是才引出后来的那句经典语录：“发展是硬道理”。

　　那么，用什么思想去指导这一战略上的“发展”呢？这就是逐渐形成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内容而命名的“邓小平理论”。

　　在这一理论中，鲜明写着“改革开放”四个大字。其路径依赖是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和资源配置。其目标是经由非暴力地、和平地改革与开放来完成全面的社会转型和经济演变，从而创造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现代化社会。而改革的实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再批判，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否定，对市场经济的理性确认；而开放的实质则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再认识，对人类一切共同文明的创造性吸收。

　　毫无疑问，一条中国现代化之路一定要显示出民族特色与反映出历史阶段性来，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就是要说明它的民族性、地区性、国家性；我们指出“初级阶段”，又是要表示它的时代性、后进性和渐进性，没有了这两点，当然也就没有了中国现代化每一个过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在知识经济、全球经济的新时代，无论这种特色“特”到什么程度，也不管这种“发展阶段”进入了哪一时期，现代化道路一定有它的“本色”和“同质”。我们决不能以“中国特色”来拒绝由“本色”所带来的规范要求，更不能用“初级阶段”去否定本来应当实现的各种现代化进程。可见，所谓“中国特色”只能“特”在发展道路上，而不是“特”在发展目标上；只能“特”在具体风格上，而不能“特”在规范要求上。我们在说明“中国特色”时，更应强调创造性地吸收人类文明“一般”，而在确认“初级阶段”时，更应强调体现时代步伐的“国际惯例”。也只有这样，“中国特色”与“初级阶段”，这两个庄严的命题才能显示推进中国现代化应有的理论力量，而不至于被曲解为阻碍崭新体制确立的障碍因素。因为“中国特色”理论当初就是针对着批判传统的苏联模式而产生的；而“初级阶段”理论，原本又是针对着否定毛泽东而晚年“左”的错误而形成的。一句话，我主张，在产品上，应强化特色、淡化一般，而在体制上，应淡化特色，强化惯例。

　　因为从实践的意义上讲，更多的东西是“利与弊”，而不是“是与非”。许多东西并非都一定要兵戎相见，更多的则可以融会贯通。我们决不赞同当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决不赞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口号，而是要以面向世界的眼光和气度，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而全球化的前提是尊重差异与多样性；但是这种尊重只能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之间，而不应是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发生。所以，经济、政治、文化之间既不能可能视同秦越，也不应当以李代桃。

　　在那次考察深圳之时，邓小平曾动情地说：“我想在国内再造几个香港。”接着又补充说：“不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闭关自守是很愚蠢的。”他要求，“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是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1](373)显然，这举重若轻的话语清晰地表达出他在制度设计上的睿智与远略。

　　深圳人一直承认：香港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和法治，有世界上重要的国际金融市场，有执全球牛耳的转口行业、有高效的商务服务平台等。相对于香港的法治建设、市场开放度、经济透明度、自由流动的资本体系和自由兑换的货币体系来讲，内地包括深圳在内，都一直存在着尚未健全的法制、繁重而多变的条例，过时的会计制度和不透明的商业惯例等等脆弱的制度特征。而香港商界所具有的创业精神和效率正是深植于香港这一根深蒂固的制度文化之上。其实，市场经济是人类的伟大发明，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最值得我们吸收的、最为宝贵的制度资源，既然我们正式把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改革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应认认真真地充分借鉴香港的成功实践经验。由于地理方位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深圳有着与内地任何一个地区都比无法比拟的“借鉴优势”。二十年改革开放史，已使深圳在市场经济上有着广泛而深层的适应，从而能够尽快吸收香港的“体制资源”。

　　在邓小平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创举，那就是“一国两制”。当年，邓小平曾高瞻远瞩地说：“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是郑重的……。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1](267)邓小平又说：“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1](267)“香港有许多好的地方”，“深圳要注意跟香港取得联系，相互合作、依托发展，要促进香港将来的稳定和繁荣”[4]。

　　当我们多次看到“不需要变”、“更没有必要变”的文字时，显然，绝不能仅仅在权宜之计的稳定的意义上去理解邓小平的这一大政策、大战略。总之，“一国两制”决策，不仅反映了我们的灵活，更反映了我们的自信；不仅反映了我们的智慧，更反映我们的胸怀。对于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创新，它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艺术。由此可见，邓小平开放思想就是来源于对“空想”与“专断”的彻底批判，来源于对历史的理性反思与自我否定，来源于对实践的真实考察与深刻了解，来源于对人民的广泛接触与真诚的关切，也来源于他能够面向世界，求真务实的大智慧、大胸怀。

　　（三）提高执政能力建设

　　在邓小平两次视察深圳的过程中，不仅一再热情地评价了新加坡的文明状态，而且还一再高度赞扬了香港的公务员素质。这就不仅说明了精神文明发展在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显示出政治文明建设在邓小平战略上的紧迫性。

　　在深圳，邓小平讲：“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多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378)其实，讲文明，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道德提倡，而是一种由外在强制力量逐渐转化来的内在修养，正如新加坡“严罚出自律”的经验。

　　可以说，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必须树立起这两种文明文化，即对市民讲法制，对官员讲法治。前者的要害在于反野蛮，后者的要害在于反特权。

　　对于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又不禁叫人难忘香港政治家的精辟总结：“香港人信念就是香港的科层制公务员，”“我们崇尚法治精神，享有司法独立，政府廉洁负责，并由秉正无私的公职人员施政。公务员队伍任人唯才，坚守中立信条。在这个全球一体化、通讯发达、瞬息万变的年代，这些制度是香港繁荣安定的基石，无论潮流风尚如何转型改变，这些制度都必须维持不变。”

　　英国历史学家亨尼西教授曾提出优秀公务员的标准：以任人唯贤为聘用原则，使受聘者以此为终身事业，在任何情况下均可落实实事求是作风，并以向上司直言进谏为首要职责。与此同时，恪守专业道德，坚持以公平而透明的方法筹措公帑，并以廉洁无私的态度，严谨地把公帑用于由立法机关核准的用途上。

　　对于所谓的“向上直言进谏”的制度文明，香港的政治家解释：“这是指掌握最真确的资料，进行客观分析，并据此向上司提出恰当意见，即使是逆耳之言，仍直言不讳。我和同事们自入职以来，一直被培训和鼓励为忠言直谏的公务员，而这种作风，也促使上司、下属及同辈之间建立互信。这种密切合作的处事方式，使官员之间的关系建基于互信，而非取决人于个人或政治即兴的考虑，同时亦为公务人员提供充分的个人保障。”[5]

　　显然，要做到邓小平说的我们比他们“管得更好”，就必须大力提高执政的能力与水平。在邓小平那里，改革也必然是全方位的。他敏锐地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了人的障碍”。所以“我们愈来愈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还断言：“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的确，引起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天翻地覆变化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什么电脑的引进，而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实施。甚至引起三百多年前西方社会全面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也不是什么产业革命的兴起，而是文艺复兴、企业制度、现代市场的形成。所以，从这个特殊意义上说，政治的发展甚至比经济本身的提升更重要，社会科学的进步甚至比自然科学的演进更重要。

　　当年，邓小平曾这样怒斥过：“江青整天空喊解放全人类，就是不解放生产力，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呢！”[6]显然，邓小平这里讲的解放生产力，并不是指解放机器，而是要解放作为生产力首位要素的“人”。而所谓解放人的核心，就是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诉求。一方面，要否定各级权力的中心就是绝对真理的中心，否定在绝对服从甚至恐惧的氛围下的那种所谓的安定，尤其是要充分肯定无权者的权力。另一方面，又要培养良心与责任相统一的公民意识，造就现代社会中负责任的人。

　　二十多年来，深圳人为了寻找自己的幸福，选择了自己在内地想做而不敢做、想做而不能做好的创新型道路，从而创造了深圳辉煌的今天，也同时创造了自己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深圳精神的精华所在。可以说，一个能够独立选择的人格，就构成了深圳人二十年来特有的文化底蕴，它以真正的“公民”教育彻底扫荡着“子民”的污泥浊水。

　　值得强调的是，邓小平除了在阐述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等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普遍内容外，还有一个被人有意无意忽略的独特视角：就是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制度的改革。他说：“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各种制度，都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逐步加以改革。”[7]

　　由此可见，在邓小平那里，已经深刻揭示出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这一根本性问题。正是鉴于这一特殊任务与目标，他才有了一个著名的判断：“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8](154)诺贝尔奖金得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阿·森曾明确指出：“民主并不是一种非得达到普遍富裕后才可享用的奢侈品……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如果穷人有选择的话，他们宁可拒绝民主。”而他的另一个观点更为重要，即民主作为人类的“独到的德行”，是“在其充分的实践中得到的体现。”[9]我想，邓小平之所以再三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尤其是高度赞赏列宁的关于“民主是需要条件的”（指执政党必须努力创造民主所需要的条件）等观点[10]，其基本原因也正是在于反封建这一特殊的要求。这也就从根本上驳斥了那些以国情论来否定民主制的妄言。因为专制者的设计又恰恰建立在个人迷信的国民素质之上，正如马克思所说，农民小生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农民按他们的本性来说，可说是天生的个人崇拜者”。[11]

　　今天，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应当十分珍视邓小平极为宝贵的政治文明遗产：针对着毛泽东揭示美利坚的“合众国”是美国短时期取得经济高度增长的秘密，邓小平明确指示过把那些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交给地方和企业去办[1](288)。这也就是要实行权力下放的政治体制；针对着毛泽东关于选举制的庄严承诺，邓小平则更明确做了一个战略性的安排，即“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1](220)；针对着毛泽东对瑞士最高人士委员会的赞扬，邓小平更是身体力行，完成了从实际上的“终身制”到“任期制”再到“退休制”的历史重任，从而发挥了被他自己称之为的“最后的作用”[12]。因为他一直反对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人身上，认为这是“危险的、不健康的”。我想，正是由于他深知任何一个人都要受到时代的限制、个人知识的限制。所以，邓小平在批判“两个凡是”以后，也绝不希望，更不愿意看到他所热爱的人民会在他的理论上，尤其在他的思维方式上，倒退一大步，凡是由他来一言定谳。

　　毫无疑问，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变动都可以称之为“改革”，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体制吸收都可以称之为“开放”。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独辟蹊径提出他那著名的“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在方向上姓“资”姓“社”的标准。可以说，对于新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观点来说，我们都能够清晰地在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中找到它的理论渊源。不仅如此，这还表明，新世纪的领导人不仅继承了邓小平理论中的核心内容，而且还以新姿态正式启动了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如果说，五十多年前，毛泽东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问题，二十多年前，邓小平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问题，那么上世纪末，“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问题。

　　最近，江泽民曾意味深长地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过，毛主席、小平同志也讲过。我们党自创建以来就强调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坚持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用“三句话”来集中表述它们，概括为“三个代表”，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丰富和发展，目的就是要用最简洁的语言鲜明地树立起党的思想理论旗帜，以便广大墙群众理解和掌握，更好地统一思想，万众一心地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发展任务而奋斗。（转引2004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至此，我理解，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精华并不在于它的字面表述，而在于新时期中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制度变迁与政策调整。

　　当我们从党章上确认优秀私营企业家等新的社会阶层也可以入党，从当我们宪法上确认国家必须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看到了党的最高纲领与现阶段的基本纲领的高度统一。这样，从结构上看，共产党已经从一无所有的“无产党”变成国家的“主人党”；从成分上看，共产党已经从主体上的“阶级党”变成了客体上的真正在行动上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信仰党”；从职能上看，共产党已经由大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变为领导阶层合作的“执政党”，从行为上看，共产党已经由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党”转变为维护与巩固现存社会秩序的“法治党”。通过这一系列全过程的转化，也就在理论上完成了由传统党向现代党的进步，即为实现党的彻底现代化奠定了充分而坚实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在与时俱进。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灵魂必须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决不因为自身是“三个代表”，就能“由公仆上升为主人”，它的关键要看“能否代表”，更侧重于“身体力行”。

　　针对着地方政府对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胡锦涛近年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观点。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观，即人与自然的协调、人与社会的协调、经济与政治的协调，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协调。新的发展观的核心应是人与人的协调，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人自由发展的核心，又是人的权利的发展。这就要求，无论是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人民利益的实现，必须而且只能是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的统一、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统一、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统一、利益的目标和实现的手段的统一。而要实现这种发展观，就必须提高和加强与执政责任、执政权力、执政利益、执政荣誉更加适应的执政能力与水平。

　　我们之所以高度赞扬党中央所阐述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性”，也就在于它体现了列宁所说的“民主所需要的条件”。因为一方面，从本质上讲，党性就是人民性，没有任何脱离人民利益之外或之上的党的特殊利益的存在，否则就是一个特权的党，因而反腐败是共产党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人民当家作主既必须通过“代表”来执行，又必须落实到本人的利益；更重要的则是，依法治国的特定前提恰恰是法的民主性与正义性，这才是人民共和国的要义。

　　我们说，这三者之间不仅具有统一性，更具有从属性。邓小平十分精辟地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8页），所以，首先，党的领导并不是什么“天赋党权”，也不是什么“神授君权”，更不是什么“当然执政”；其次，民授党权才是共产党执政的全部合法性基础，在这里，民权是第一位的，是具有根本性的，而党权是被人民授予的，是第二位。其原因不仅是来自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惟一宗旨，而且更来自社会主义的当然权利。最后，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并不是指每一个人的所有意愿都能在生活中落实，党的领导也不是指党的一切要求都必须在社会上落实，而是要力求把人民的意愿与党的要求转化为国家意志，即法律语言。这就是说，执政为民是共产党最重要的执政规律，而依法执政不仅要承担政治责任，而且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党的领导必须通过法律并在法制的规范与约束下来实现。

　　为此，胡锦涛进一步明确地做出了“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13]的战略性安排。这就可以从根本上防止党的生活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从而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的信任与支持。胡锦涛是把这一安排当作当代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关键突破口，因为他深知，他所继往开来的神圣使命，一定是一个共同富裕的人民共和国和一个民主的共产党。这就是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民主，提高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不仅只能体现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而且必须建立在执政为民的基础上。。

　　其实，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道理又是非常朴素的：人们为什么要追求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什么宗教信仰，而是人们要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世界上又为什么要成立共产党？共产党并不是什么宗派团体，而是因为共产党能够领导人们去反剥削、反压迫、求解放。所以，如果以往的有些观念、体制、制度、方法、手段、原则有碍于实现，这个目的，那么应该果断抛弃的并不是这里的目的而是一些手段，并不是这里的宗旨而是一些原则，这也就是邓小平思维方式中的“目的论”，即人们所熟知的“猫论”。

　　晚年的邓小平以运筹帷幄的战略智慧在中国的大地上导演了一出波澜壮阔的改革史剧。他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心路：最痛苦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最忙的时候，是当总书记的十年；最紧张的时候，是1947年南渡黄河；最高兴的时候，是解放战争[14]。我想，他最陶醉的时候，一定是看到了“改革开放”四个大字的异彩。在这里，深圳无疑又是他精心设计的最富有激情的作品之一。深圳既是邓小平理论的试验场地，又是邓小平理论的光辉结晶；而邓小平理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将来也一定是深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与稳步发展的思想指南，这就是邓小平理论与深圳的内在联系和路径依赖。正是在这里，邓小平创造了一座城市——一座现代化城市；正是从这里，邓小平开辟了一个时代——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所提供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模式和由普遍贫穷到共同富裕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就是他对中国、对人类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今天，高举邓小平理论继续前进的人们，不仅看到了他那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而且同时也看到他的未竟的事业。如“三农”严峻，“就业”严峻，“东西南北中”发展不平衡严峻等等社会转型的艰辛。甚至可以说，即使对于经济特区来讲，我们以往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仅仅具有框架式的特点。它的旧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在深层次上给予根本性触动。而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复杂性又在于这场改革绝不是一场腥风血雨式的夺权斗争，而是和平稳定的自我完善与制度变迁。这样，几乎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某些暂时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他们既不希望再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否则他们会失去金钱），更不希望继续深化进行改革（否则他们将失去特权），这就必然地加大了这场自我完善的改革的难度。近年来，人们常说，要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坏的“市场经济”。我体会，这决不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分，而是指“资本市场经济”和“权力市场经济”之分，是指“法治市场经济”和“人治市场经济”之分。而我们所要建设的正是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这才真正算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说，无论对全国，还是对特区，我们仍然没有打完中国社会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但可以相信，只要真正抓住胡锦涛所讲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体制性障碍，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一定会把中国早日引向全面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8。

　　[3]陈锡添.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N].人民日报，1992-03-31(1) 。

　　[4] 梁灵光.邓小平与经济特区[J].中华儿女,2004(6):20。

　　[5] 为民.公务员素质演进[J].南风窗，2004（6.16）：16。

　　[6] 权延赤.餐桌上的领袖们[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7] 邓小平思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4。

　　[9] 许一芳.心得[J].鹏程,2003(9) 。

　　[10]于光远.我亲历那次历史转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1] 黄一龙.领袖与人民[J].同舟共进，2003（5）。

　　[12] 对龚育之的访谈[J].南风窗，2003（6）。

　　[13] 胡锦涛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N].解放军报，2003-12-27（1）。

　　[14] 陈晋.独领风骚[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4。

　　2004年8月9日

　　（第31稿）

　　注：作者系深圳大学教授、深圳特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