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已经不再新鲜，“官告民”才叫新闻。最近重庆市出现一起“官告民”事件，引起了法律界人士关注。重庆市九龙坡区含谷镇少数居民强占公房，镇政府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将其中一户居民告上法庭。同时对另外几户居民也将提起诉讼，如果被告不配合，镇政府将不再同意法庭调解，把官司打到底。如果胜诉，被告又拒不退房，镇政府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据中国青年报）

　　行政强制执行，是许多地方政府处理此类事件的普遍作法。这种手段无疑是简单，易行的，成本也更低，但是在合理性有效性上则常常为人们所诟病。因此，含谷镇政府放弃行政强制手段，选择“官告民”，体现了一种可贵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仅是处理此类事件工作方法上的转变，还是一种依法行政思路的转变。

　　现实中，真正无理取闹的所谓“刁民”其实是极少数。在出现群众违法，官民冲突的情况时，往往是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况。倘若不把事情了解清楚，就断然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既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容易造成群众的抵触，还可能让群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降低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可能使简单的事情激化，造成意想不到的不利局面。事实上，只要地方政府动辄采用行政强制手段，作为强势的一方就很难给予弱势一方（群众）充分说理申辩的权利。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即便地方政府有着充分的理由，也无法让人相信处理结果是合理合法的，因为自己给自己当裁判本身就违反了程序公正。

　　把裁判权交给第三方，也即选择“官告民”的方式，通过诉讼手段来解决，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些不利因素。“官告民”，体现的其实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官民之间不再有强势弱势之分，他们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都具有陈述理由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和义务。法官的调查取证，分析案情，对官民双方来说都是基于客观事实，是中立的，因此最后作出的判断也更有说服力。在事实面前，孰是孰非，一目了然，该执行的便可以理直气壮地执行，不该执行的便坚决不可以执行。从最终效果上讲，法院的判决一旦生效，就意味着对官民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如若不服，还可以通过上诉来进一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就把矛盾局限在良性的轨道内，避免了后遗症的发生。

　　当然，“官告民”也不是万能的，在法治还不是非常健全的今天，还可能出现各种问题，有待完善。但至少，这是一种进步，值得全国各地政府学习推广。(稿源：红网)(作者：清末明初)(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