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最年轻漂亮的女博士1988年冬，我认识了北大生物系的熊猫博士吕植。她15岁考进北大生物系，读的是植物生理，是当年北大最年轻、最漂亮的女博士。可是23岁的女博士人小鬼大，慧眼识妖，一眼就看出我“只可远观，不可近看”。最终妥协成：到1995年5月10日她“三十而立”之后，再嫁给我。

　　从伊拉克回国后，我参加野人考察队到湖北神农架，打道回府后，准备迎娶“三十而立”的女博士。

　　接下来的发展令我黯然神伤。吕植见到我这个半大老头“已经失去当年的感觉”，博士不仅不大看得上我，而且开始蔑视所有男人，早已暗下决心“要为大熊猫奉献终身”。直到我出这本书时，熊猫博士已届不惑之年，还是坚持一个人高高在上，凡人不嫁。

　　分手那天，我和博士在北大勺园喝干面前的所有啤酒，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告别未名湖，我在北大西门暗下决心：从今天起，无论哪个女人要我，我都跟她走到底……我的软弱与自私

　　1995年夏，解放军出版社的正师职编辑孙阿冰主动做我冰人，说她哥哥孙小郁是国务院对台办副主任，认识一个台湾女孩嚣张得不行，对大陆男同胞很不尊重。她希望我代表国人挺身而出，修理这个“大疯丫头”。

　　“大疯丫头”姓朱，是国民党什么大人物（好像是澎湖战区参谋长）的大女儿，和我一样也属于九死一生的命大之人。据说多少年前，朱小姐乘火车从台北到花莲或台南，火车出轨，整列火车所有乘客全部死亡，只活了朱大小姐一个人……

　　“大疯丫头”名叫朱宛宜，她的曾祖朱庆澜朱子桥和我爷爷唐宗郭唐慕汾，乃是几十年前民国初年的拜把子兄弟，按辈分我是她叔叔。那天下班后，我冒着瓢泼大雨骑自行车到金台饭店，挽着裤腿、探头探脑地走将进去。在一层一个大包间，国务院对台办公室副主任孙小郁等人和一位亭亭玉立的台湾大小姐早已点好了菜，围在桌子四周等我。孙副主任朝我连瞪三眼，显然对我不仅迟到，而且身披脏雨衣不停地滴水大为不满。

　　我绕过孙副主任严厉的目光，径直走向宛宜开花的笑脸：“叫我叔叔。”

　　“叔叔，可是孙主任是让我来相亲的……”

　　“你真要给我当老婆？”

　　“是！”

　　“给我生儿子？”

　　“是！”

　　想不到海峡两岸刚一直通，马上就把国台办撂到一边。

　　朱宛宜和我同年异月同日生，为庆祝我们俩直接三通，喜欢热闹的宛宜在凯宾斯基设宴订婚。订婚次日，新华社摄影部主管保密的副主任老余把我找过去，问我有什么问题忘了向组织交代，可我的确想不出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于是老余提醒我事关“个人问题”，我这才想起我如花似玉的小媳妇。我说我玩命多年，不孝有三，现已三十好几，终于有人肯嫁给我，而且是台湾———我们肋骨做成的妹妹。老余提醒我这是涉外婚姻，我十分不满地甩下一句话：“哦！台湾是外国呀？”

　　就在我和宛宜爱得天昏地暗之际，我多年的蠢行开始成为电视关注的热点。

　　我一连数次严辞拒绝了北京有线电视台的采访申请，我连采访我的媒体大鳄都安排不开，何况这个从未听说过的刚冒出来的媒体？

　　一天傍晚，《中国日报》记者陈雄敲开我在什刹海的四合院，身后跟着一个身材丰满、手拎啤酒瓶的东北女子。一进门，陈雄批评我：“也别太牛X了！怎么也得给人家对付几句吧？”我这才知道身后这位，就是被我严辞拒绝了几次的北京有线电视台的王导。

　　我说我的确没有时间，今天晚上我的未婚妻要从香港飞北京。王导说没关系，她和她的摄影师只悄悄地跟在后面，绝不影响我的私生活。王导演当时叫王春华，曾用名王纯华后来改用王淳华，出身哈尔滨话剧院，毕业于浪漫的中央戏剧学院。从此不管我和宛宜做什么，都有一台小心翼翼的摄像机跟在后面，记录我尴尬的人生。

　　我小时候就能背诵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毛称赞白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当时就发现，一个外国人做到这些或许不难。一个中国人要做到一生心口如一，宛若登天。多年来我一直力求纯粹，努力追求表里如一。但从政府大员到小商小贩，有谁可以一贯表里如一？

　　迫于外界的强大的压力，加上我自私的本性——我和宛宜的婚事基本告吹，敬业的我太爱当新华社记者了。我晚熟的两次恋爱，都由于我这个男人软弱、自私——毁了我喜欢的人……和命运挑战

　　北京有线电视的王导用中戏导演系的专业水平悄悄走进我的生活，三翻四抖摆平了我，为我展开一幅她们浪漫演艺圈里才有的浪漫故事。

　　1996年，我的另一个爸爸，在美国当农场主的二伯身体欠佳，我奉父命飞往美国经营我从没见过的农场。就在我专心种地之际，大洋那边的王导悲悲切切来电话，说她意外地怀上了我的双胞胎儿子。只可惜她由于健康原因，中止怀孕。尽管两个“无花果”已成历史，但我还是愿意承担男人应负的责任。

　　1997年6月28日，我和王导在北京月坛登记结婚，以后两次怀孕都因妻子的肝病而扼杀腹中。

　　结婚半年后我因工作失意、家务繁重，开始接连患病，在北京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301医院4次骨穿之后被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

　　海湾战争综合症加上我老婆的身体情况，雪上加霜，我已失去自信，而我的妻子偏要和命运挑战，百折不挠非要和我生神仙儿子。我给我妻子打了两年半干扰素依然毫无效果。

　　2000年，妻子自诩“十二月党人妻子”，“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跟着我去巴格达，在伊拉克北部曼苏尔的亚述废墟，孕育了我的儿子亚述。

　　儿子在隆重的埃及国歌声中悠然而生，这一天恰逢埃及国庆。不是尾声

　　我从小就是只没头大苍蝇，生活中充满了率性而为的荒唐事，我甚至怀疑“荒唐”这个词就是因我而来的。2003年8月25日至11月19日，我一个人开大吉普从北京出发，沿玄奘老路从新疆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再翻越喜马拉雅山回到西藏，经白马寺开回北京。

　　每次远行，占据我心头的都不是眼前的大好河山，而是远方看不见的父母、多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我的身体随大吉普在大地上驰骋、扎根，心中充满了对亲人的牵挂、爱和感激……只是我天性急躁、粗鲁而不擅表达。我的病已经给家人带来巨大伤害，由于永无痊愈之日，肯定还会给亲人带来更大麻烦。

　　2003年11月19日，我结束“新唐僧取经”回北京，发现妻子离开新华社宿舍搬了新家，换了新阿姨……

　　由于外力介入，老婆已经由幽谷而迁乔木，并且坚决不让我见心爱的儿子亚述。好在我还有众多的朋友，但朋友毕竟不同于老婆儿子。重创之下一病不起，我的肉体精神同时崩溃。我给《世界博览》的连载文章已经疯话连篇，我要“把大吉普装满炸药与迫害我的人渣同归于尽”……任主编发现后连夜把我送到北大医院精神研究所。

　　我师弟海啸是CCTV《实话实说》的制片人，当时他正在制作有关地道战的电视节目，一天他问我是否记得写《地道战》的是萧红还是萧军，我说我只知道师父萧乾，以后的话又是疯话……海啸见状不动声色，找来几个“美眉”把我稳在《实话实说》办公室，他自己停下编了一半的片子，亲自把我押送到首都机场，上飞机去昆明云大医院治疗。海啸告诉我，所有对自己严格要求、工作压力过大的好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

　　医生监督我每天按时吞食大把的镇静剂，这些东西确有威力，三翻四抖把我变成《追捕》中万事皆休的横路靖二———置身事外，荣辱不知。阳光灿烂，五彩云南，到处都是慢镜头……在恍恍惚惚中，仿佛我真的走出了死亡的幽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