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俊克 张杰

　　五个形容憔悴的流浪汉穿过空旷的大院，慢吞吞地朝对面的浴室走去，另一批人刚刚从对面那个房间出来，浑身湿漉漉的，哗哗的水声和略显难闻的气味一同让人望而却步。

　　这是一个周二的普通上午，朝阳区救助管理站80名在站受助人员在分批接受一周两次的洗浴。然后，他们将回到10——12人住宿规模的宿舍，在寂静的空气中一直等待到中午吃饭。这个曾经是学校的救助站，基础设施不错，这些受助人员得以整齐地坐在码放规整的桌椅上吃米饭，通常早上他们会吃馒头和粥，晚上他们会吃些面条，而属于回族等少数民族的流浪乞讨人员，他们发现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得到了细心的照顾。对面的另一个房间是工作人员就餐的地方，看上去和对面并没有差别，也许只是门楣上的门牌不同而已。

　　现在尚是吃饭前的安静时期，从各地雇佣来的食堂师傅穿着白大褂象其他任何地方的他们的同事那样在工作，看见站长进来，脸上马上表露出对纪律的敬畏感。食堂的前面是一排女宿舍，小院子收拾得很干净，一名工作人员正在给一个女人剪头发，更多的人还是在各想心事，一名女保安佩带着证件在来回走动，可是几乎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她。突然，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孩吸引了全部的目光，看来他宁愿在床上小便，但是还是被一名女工作人员抱到围墙的角落。这时候，“甜甜”就坐在一个油漆已经剥落的脚踏车上高兴地撒娇，肥嘟嘟的脸上不时假装生气，小嘴发出响亮的声音来批评你，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胖乎乎的左手臂上一个青色的针管总是最后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在经央视等媒体的报道后，他成为无数白血病患者中的一个幸运儿。

　　这是2004年8月1日前一个救助站的生活的片段，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个能够一次容纳150人的救助站成为1600余人的第二个短暂的故乡，其中大约有500人不是从救助站拿到了返乡的车票回到了家乡，就是在救助站门口那个刻着“博爱”的石碑前看到了自己的家人。

　　现在，救助站一周岁了，类似的救助站在全国已经达到909个，据民政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去年8月1日至今年6月30日为止，全国救助站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466751人，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张世峰就此评价说：“救助管理工作实现平稳过渡，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是，问题与成绩一样巨大。媒体广泛披露的两点是，流浪乞讨人员有增多的趋势，很多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意进入救助站接受救助，以及职业乞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浮出水面。对此，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专家马怀德承认，“这在一年前设计救助管理制度时没有考虑到，是两个意外。”在去年《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前两天，国务院法制办曾经举行了一个专家论证会，马是五名出席的法律问题专家之一。

　　自愿原则下的新问题

　　作为孙志刚事件的政治遗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废除了自1982年以来收容遣送时代的强制原则，而代之以自愿接受救助。然而上述两个意外正是在实施自愿接受救助的原则下发生的，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人们普遍相信，这些流浪乞讨人员全部分散到城市的大街小巷了，至于原因，专家们则分析认为，他们或者由于交流手段的缺乏而根本不知道救助站的方位，或者就是判断救助站不能解决自己以后的生存问题，所以选择从救助站自愿离开，重新流浪生涯。

　　81岁的河南老人张盼成就是很显然的一个例子。在他未被热心的市民注意、然后被警察护送到海淀区救助站前，他就只能一个人在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街道上游荡。他快言快语的儿子张廷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以前就知道收容所，那不是人呆的地方。

　　“他们酒也不喝，烟也不抽，给钱也不要，我最后只好花100元买个锦旗送给救助站。”张乐呵呵地说。这并非自愿原则的代价，但的确是自愿原则被运用到救助管理当中后出现的新情况，而且在职业乞丐有组织的乞讨甚至犯罪的事实被广为人知后，这个新情况变得更加引人深思。

　　北京大学行政法教授姜明安建议软性延长原来10天的救助期限，同时加大宣传力度，适当提高救助站的待遇，从而增加救助站的吸引力。

　　“政府的财政资源有限，不可能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临时性的救济组织，这样也会引发道德风险。最好的状态是少一些救助站，多一些职业培训机构。”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杨雄教授对记者表示，不管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总有一部分弱势群体选择流浪乞讨，但是这些职业乞丐并非没有劳动能力，可以考虑对其职业培训使其自食其力。近日，深圳市就提出给乞讨人员提供诸如清扫街道等工作岗位，使其获得相对低廉的劳动报酬，维持基本生活。

　　与专家们的建设性思考相比，部分执法者和普通民众却表现得急功近利，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正在部分民众心中滋长，使得面临着陷入另一种困境的可能。这部分人抱怨说，无论在地铁口，还是在超市外面，他们均遭遇过乞丐抱腿强行乞讨的尴尬。记者刚向一王姓市民表明来意，她就牢骚满腹地说开来了：“我常遇到一些人死缠不放，讨要钱物，烦死了。”一个正在执勤的警察对记者表示，对这些行踪不定的流浪乞讨人员，要是一年前早就把他们关起来了。而更多的普通人则对流浪乞讨人员破坏自己观景的兴致，以及部分地区违法犯罪抬头、治安情况恶化心怀不满。

　　这本身对政府来说，就是一个“两难”问题，是对自身执法水平和城市管理能力的考验。对公众来说，也许一时间变化太大，心理上难以适应。埋怨和推脱的心态于事无补。相关部门不能因收容取消而推卸自身的责任，不能把它当作工作不力的借口，更不能当作违法犯罪率上升的理由。事实上，增强对制度变革的应变能力才是要务，消除因一种既得利益确失后而产生的抵触情绪，以更为积极的作为为公众提供良好的治安保障。公众采取因噎废食的态度是不理性的。也需要完成心理转型，对这一尊重人权的举措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人们不能用一种非黑即白的逻辑看问题，那些以此非议救助管理实行自愿原则的人们其实是在怀念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收容遣送时代，觉得大街上干干净净挺好的，要知道自愿原则和乞讨人员增多、治安恶化没有必然的联系。从强制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是民主和法制的历史性进步，这一评价永不过时。”马怀德对就此评论说。

　　救助事业社会化

　　资金问题是最后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在仅仅消失一年的发生了众多非法拘禁、勒索、殴打致死等丑闻的强制收容遣送时代，资金被公认为万恶之源。1982年出台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本身是怀着救济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目的，但是在被赋予治安管理的职能后逐渐失控，经费的匮乏和缺乏监督也使收容所一度成为管理人员和部分警察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法门”。

　　“这一年中，工作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资金、经费，而是工作人员的自我保护问题。”

　　朝阳区救助管理站站长曹兰锁在资金问题上的自信来源于朝阳区民政局一年近300万元的资金支持，以及救助站是处于一个年GDP近4000亿元的北京市。但是其他的地区呢？作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有限的财政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救助需求。

　　“资金即使不是最大的问题，也是很严峻的问题。很多地方是赤字财政，这种条件下，资金是很难不成为问题的。”杨雄就此评论说。事实上，即使是在北京，救助站在救助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也使资金面临考验。

　　宋艳军是21岁的东北小伙子，有一身厨师的技能，可是在身份证件、钱物丢失之后，他发觉自己只能暂时进入救助站住免费宿舍，吃免费饭。宋本人并不是最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救助站里更多的是老幼病残，行动不便，没有自主返回的能力，有的人其家庭不愿接领，所以他们就不能象宋那样幸运地在等了五天、拿到家属寄来的路费后就回家了，他们中的大部分还必须继续以救助站为家，即使超出国家文件中统一规定的10天救助期限，长期滞留，不能及时返乡。在这期间，对危重病人的救治、衣物的发放、联络受助人员亲属、资助返乡等均对资金形成了一定压力。国家民政部近期发文要求各地建立专门收养流浪乞讨人员中的大病患者、无家可归、被遗弃儿童的场所，以区别于救助站，就是看到类似压力所做出的回应。

　　可以说，救助管理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仅有救助站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在中国，政府愿意为维护社会稳定不计成本，地方政府在维稳上也有很强的政绩冲动，这使得救助站不会因财政破产而倒闭，但是人们还是应该思考如何拓宽路径使社会力量、资金进入救助事业，在目前的条件下，救助事业社会化，确保救助站运作资金充裕已经是关心救助站持续发展、防止异化的大事了。”杨雄教授建议政府在引导观念、税收征收上向社会慈善事业倾斜。显然，在全部依靠政府财政撑起救助事业存在现实困难的情况下，支持社会力量进入是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这方面的社会现状是怎样的一副图景呢？

　　据北京市朝阳区救助管理站曹站长透露，“甜甜”的遭遇在经媒体披露后，已经获得安利公司、太平人寿、一个私人分别8万元、12000元、7000元的捐赠。而在海淀区救助管理站，赵站长透露，六个住院病人共花费15000元。

　　但是，一个同样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民众对越来越多的捐赠动员感到不厌其烦。显然，在这种心态下，形形色色的社会捐赠并不是一个可以长期依靠的稳定收入来源，民间力量进入救助事业呼唤新的形式。

　　“对于救助事业，可以由多个民间社团、中介组织介入，引入竞争机制，政府向这些社团购买他们提供的公共产品——救助服务，这样既能够克服事业单位中常出现的官僚、腐败，又提高了救助效率质量。”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杨伟东副教授对记者表示，他强调，政府对从事慈善事业的中介组织、社团、非赢利机构在进入门槛、进入领域上应放宽限制。现在政府“万能政府”的观念还存在，觉得慈善事业过多，对政府职能有损害。

　　“虽然《救助管理办法》已经明确表态支持民间力量进入救助事业，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规定来规范这一行为，下面感到没有什么依据。”姜明安说道。但探索的步伐并未停止。7月30日，旨在为受救助者搭建社会支持网络的北京市首家救助管理站义工服务基地在朝阳区救助管理站成立，“救助义工”亮相北京，由金盏地区义工协会组织的15名北京广播学院大学生作为首批义工进驻救助管理站义工服务基地，开展义务劳动、亲情陪伴、慰问演出、心理援助、流浪儿童权益维护等多项活动。“救助义工”的注入、以社会救助为主体的义工服务成为救助管理工作的一种新探索，标志着救助事业的社会化运作迈出了重要一步。

　　救助站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一年，尽管已实现了由收容管理向救助管理的平稳过渡，但她充其量还是一个“孩童”，脆弱而经受不起打击，需要我们更多的关心呵护，需要再扶上“一程”。特别是对于残存的观念上的纷争后，仍要奋力打破，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必将使其迸发更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拭目以待，且风雨兼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