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缺电，长三角尤甚，因而有“上海缺电，江苏严重缺电，浙江电力危机”一说，从浙江义乌的企业禁电令中，我们可以窥豹一斑。据8月11日的《经济半小时》报道，历史少见的高温和20年不遇的电力危机，让已从7月24日持续到8月10日的“禁电令”，被迫再延长一周，义乌全市4万多家工业企业处于24小时停电的“电荒”中。

　　禁电令让企业遭遇了空前的困境，虽然纷纷开展“自救运动”，但仍有不少工厂处于半停产甚至完全停产的状态，机器闲置，几乎“颗粒无收”。据统计，义乌有超过10%的工业企业完全停产。所以，有厂商称，“今年缺电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去年非典还厉害”。

　　对政府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下的痛苦选择——一方面是150万人的生活质量问题，一方面是40000多家企业的生产问题。权衡之下，当然要优先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确保居民生活用电不受影响，大多数企业也对此表示了理解。但是，正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曾智泽博士所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越来越强调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能源短缺面前，仅仅是向市民发表公开信、强制性对企业进行拉闸限电等，只是权益之计。

　　资源消耗型增长模式、城市化进程以及电力改革的某些制度性缺陷，使得缺电正演化为公共危机。对此，为了保障我国未来能源安全，坚持开源的同时，更应加快能源节流，这是我国直面能源短缺最为现实的选择。惟有尽快实现节能机制的转变，将政府倡导的节能转化为微观主体的自觉行动，才是长久之计。

　　节能关乎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类似，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无论是能源安全还是环境保护，都有相当程度的“外部性”，市场的作用很有限。据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市场力量对实现节能潜力的贡献率只有20%。况且，节能产品也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政府提供公正的信息加以引导。因此，政府必须起主导作用，借鉴国外政府节能管理经验，不妨从以下着手。

　　一是增加公共预算，支持节能研究和项目的实施。如美国联邦政府用于能效和新能源的投资预算逐年增加，2001年为11.8亿美元，2003年增加到13.1亿美元，优先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等领域。同时，针对中国企业节能技术改造融资困难等问题，政府还应支持引导企业对关键性、共性的节能技术进行开发、示范，并加以推广应用，以发挥公共财政“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二是倡导市场激励手段节能的节能自愿协议，应从山东试点走向全国。与以往用强制标准推行环保节能不同，企业是在政府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就实现节能和环保目标，自愿与政府部门签订协议，做出承诺并付诸实施。据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例外地采取这种节能模式。当前实行自愿协议的关键，是需要建设相关的激励政策体系和制定系统的管理、监督、评价体系。

　　日前《新京报》上有报道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研究员王庆一在报告中提到，与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改善和加强政府节能工作、机构的同时，我国的政府节能管理工作则持续萎缩和滑坡。如我国目前除了家电行业引进了强制性的国家节能标准以外，其他领域基本上还是空白。席卷神州的电荒已对此敲响了警钟，箭在弦上，该是政府发力的时候了。(稿源：红网)(作者：吴麟)(编辑：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