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界观察

　　◎本报图书观察员　田志凌

　　最近大众的娱乐对象真是层出不穷。从赵忠祥到赵薇，从张艺谋到余秋雨，媒体和大众沉浸在一个又一个狂欢的闹剧中，在万口齐骂中获得了极大的欢乐。

　　许多名人对此不能接受，或者假装不能接受。比如赵忠祥就对娱乐记者的采访表示非常不满：“我怎么能被娱乐记者采访呢？”事实上，无论是赵忠祥还是余秋雨，无论他们是故意的或者并不情愿，他们都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了大众娱乐的对象。大众在尽情嘲弄名人和嬉笑怒骂中，获得了强烈的宣泄快感和心态的平衡。

　　而可以让余秋雨们感到欣慰的是，成为大众娱乐对象决非白白牺牲。就看最近上市的余秋雨的自传《借我一生》，在足足被骂了一个多月之后，出版社居然敢于首印40万册，定价42元。这个印数堪称开创了近年来国内出版社首印数的新高。可以看出，富有市场经验的出版方对于此次的销售是充满信心的：前一段骂得越凶，对于卖书就越有利，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

　　余秋雨是被骂了，名誉是受到了影响，但那又能怎么样呢？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他也获得了近两百万元的版税。有消息说，余秋雨已投资约200万元，入股上海一家图书文化股份公司。这种实力，岂是那些骂声朗朗的书生们所能企及的！

　　周国平在自己的《岁月与性情》面市之前，为了表达该自传的严肃性和自我解剖，有意无意地提及了对卢梭《忏悔录》的崇敬。但是在书上市之前，出版方和媒体却将宣传的重点放在了其不避隐私、大胆表达对情爱乃至性爱的观点上面，后来又转向对于郭世英文革往事的揭秘上。

　　出版方与媒体这样做，是因为大众的需要。大众有猎奇的欲望，也有窥人隐私的需求，通过了解名人冠冕堂皇的一面后不足为人道的另一面，他们能够获得破除权威的快感。

　　克林顿的《我的生活》中文版也马上要出版了。无论评论将这部书描述得多么精彩，内容多么丰富，大众所关心的，仍然只是其中最“娱乐”的部分：莱温斯基和拉登。最近还有消息说，饶颖打算出书，讲讲自己与赵忠祥的一段往事。不得不佩服饶颖的市场眼光，据说风声一放出来，马上有出版商十分感兴趣，预见到了不可估量的市场潜力。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出版商、媒体、大众都形成了一种共谋的关系。名人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被各方的合力，推向了一个供人娱乐的舞台上面。骂得越凶，名声越臭，聚光越是强烈，出版商越是窃喜。

　　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名声好坏不要紧，只要是有名就行。事实上，丑闻远比好名声更能赚来银子。如果名人们非要较真，那倒是思想迂腐了。其实，很多情况下名人自己可能也乐于顺水推舟，成为娱乐的对象——有什么不可以？娱乐了大众，挣得盆满钵满，压低了自己，平衡了大众的心理。

　　葛剑雄曾经在评价余秋雨的时候说过，如果选择成为公众人物，就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是呀，做公众人物还意味着可能有白花花的银子，一点代价不付就想拿走，那也太异想天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