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法兰西

　　沈胜衣

　　前阵子，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分别有郭宏安新译本、亚丁旧译本出版和重印。我没有买，因为书架上的波德莱尔已经够多了：除了后者的旧版外，还有《恶之花》的戴望舒、钱春绮、郭宏安、莫渝四种译本。它们仅属二十年来波德莱尔中文书籍的一部分，我说“够多”，是因为自己虽也瞩目于波德莱尔的直指灵魂，但热爱、亲近的程度始终不深；更重要的是，我聚书向来不喜重复。然而在这样的个人背景下，竟也买了又买，波德莱尔的“威力”，可见一斑。——他颓废放荡的一生匆促短暂，创作量不多，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从法国到世界，受其影响者数不胜数，包括我国新文学的众多巨子；戴望舒就对波德莱尔“非常崇拜”、“特别重视”，他译过不少诗人诗作，生前结集出版的只有《〈恶之花〉掇英》。

　　而波德莱尔的风潮至今仍绵延不绝，原因不仅在于其象征派诗歌鼻祖的文学成就，更在于其现代主义开路人的文化地位。雨果说他“创造出新的战栗”，兰波说他是“最初的洞察者”，魏尔伦说他“深刻的独创性在于强有力地、从本质上表现了现代的人”。这些是同时代、同声气的文人说法，到了当代，学者马歇尔·伯曼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则将波德莱尔作为研究“现代性体验”的一个专章，称之为“第一个现代主义者”。至于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专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就更是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义文本了。

　　只是，波德莱尔那些“病态的花朵”，虽诡丽却有毒，虽夺目却撕心。所以，戴望舒终于还是绕过去了。那种痛苦决绝、沉沦惨酷的现代主义，始终不合他底子里中国传统抒情诗的口味，遂在创作中没有反映出精神本质的深入契合，他更爱的是果尔蒙、保尔·福尔、耶麦那一类的温和、静美(参见施蛰存、李欧梵、夏仲翼、张新颖等评述)。还需提出的是，戴望舒的时代，已与波德莱尔的十九世纪巴黎“接轨”，即现代特性与现代病征都已出现；但中国固有的“乐感文化”，妨碍了“恶之花”的生长。如今我们又步入了新一轮的“现代”，波德莱尔又成了出版界和研究评论界的常客，可我总觉得，也许我们对他仍像戴望舒那样“叶公好龙”的。此幸耶不幸，也就一言难尽了。

　　但就算我们只从波德莱尔那些苦烈的美酒中小尝一瓢，“感到酸辛的战栗，感到甘美的厌倦”(当年《恶之花》初版后被法院勒令删除的禁诗之一《被诅咒的女人》)，也不失其价值了，可以让我们醉醒后看清自己的“世纪病”。像把我呛倒的这些《恶之花》：

　　曾是青天王者的《信天翁》，堕落尘世，被人戏耍折辱，原本巨大美丽的翅膀反使其行走步履踉跄。(此一心事，我在写莫迪利阿尼、黄耀明时都谈过。有趣的是，普鲁斯特在评论《圣伯夫与波德莱尔》中，并未提到此诗，却另引了一位无名诗人的句子：“飞鸟在地上行走也让人感到有翅翼在身。”)那死后留下的发臭的扑克牌里，红心侍从J和黑桃皇后Q在阴郁地倾谈逝去的爱情(《忧郁》)。

　　以及这些《巴黎的忧郁》：第一篇里，那冷漠于人世、只爱天边美妙浮云的陌生人；第四十八篇，心灵说：我哪儿都可以去，只除了这个世界；第三十三篇，波德莱尔但求一醉：“赶快沉醉呀，醉于酒，醉于诗，醉于德行，或者随你要醉于什么。”——十年前，我的一篇小文是这样的结尾——我所有的醉都已是往事了，随你要醉于什么，心仍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