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12日报道，日前，某省委组织部对省级领导秘书职务配备、晋升及工作调整安排做出规定，省委书记省长等省级领导的秘书，职务配备最高不超过副厅级；其他省级领导的秘书，职务配备最高不超过正处级。同时规定，秘书职务应逐级提拔，不再担任秘书时，一般应平级安排到相应岗位。

　　很明显，该省出台这一专门针对秘书职务职级、晋升的规定，显示了该省对规范秘书人事管理，防止秘书尤其是高级领导的秘书因为其工作的特殊性而滋生腐败现象的重视。但是，仅仅通过对职务配备级别的限定，能多大程度上起到上述防止作用，或者说限定行政级别对防治“秘书弄权”有多重要？笔者以为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知道，在行政管理体系中，本来秘书从事的只是一种充当领导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备权力，但由于其接近领导、与权力核心联系密切的特殊工作位置和方式，又决定了秘书们在事实上会拥有相当的权力，尤其当权力是在体制缺乏透明度、人治色彩依然浓厚的情况下运作时，秘书弄权的空间、能量有时会大得惊人。近年来，每当有腐败大案出来，落马高官背后，无一不有他们的秘书深深介入的身影，从“慕马案”到“丛福奎案”莫不如此，而前年被查处的原河北国说局长，有“河北第一秘”之称的李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秘书权力恶性膨胀、危害巨大的标本。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第一秘”在其鼎盛之时，秘书职级也不过是“副厅”，即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而他转入国税系统任职，在名分上也完全属于“平调”：由办公厅副主任而省国税局副局长，其后来成为正厅，也是在国税局而不是秘书位置上提拔的。但所有这一切都并没有妨碍他作为“第一秘”的熏天权势：不仅正厅级别的原石家庄市长张二辰要向他行贿，甚至省级干部的去留他都可以左右，知情人士感叹“在河北，其地位相当于‘二书记’，想让谁上就让谁上。”显然，秘书是什么职务级别、工作变动是平调还是升调，对他们是否腐败弄权，能弄出多大的权，都不是要害所在，而李真们所服务的领导以及这背后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的权力运行体制，才是问题的结症。试想，如果没有程维高这个在河北一言就鼎的“一书记”，何来李真这个“二书记”？毕竟，秘书的权力再大，也是依附性的派生权力。

　　因此，无论是李真案，还是最近媒体披露的由于一些市县办公室主任擅自做主而使许多“一把手”没能按省里要求参加会议，被福建省委书记严加斥责的“办公室主任代表党委政府”现象，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对秘书弄权现象的治理，仅仅局限在秘书本身范围内，就秘书而谈秘书，即使严格限定了他们的工作职级、任职程序，也无足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因为如果秘书的领导和他们手中的权力本身没有得到约束、规范，是凌驾于制度之上的，也就是说是人治而不是法治，那秘书擅权作祟的土壤就会始终存在。

　　作者: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