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安林

　　邓小平是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致力于加强党的建设。他关于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与马列主义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及其实践一脉相承，又有重大发展，对我们党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提出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从来就是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实施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建设了一支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面临着新的国际国内环境，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紧密联系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在担任中央总书记期间，就曾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目标问题进行过理论思考。1965年6月，他在同外国党的领导人谈话时就曾提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48页，下引该书只注卷次和页码）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结合新的实践，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对党的建设这一重大问题作了新的理论思考。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他强调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第2卷，第268页）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为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需要，提高党的战斗力，党的十二大郑重提出要“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和总要求，即“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第3卷，第39页）。

　　实践表明，党的建设目标是否明确和正确，不仅决定着党的自身建设的成败，而且影响着党的事业的进退。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和任务的提出，不仅体现了党的建设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实现了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统一，为我们党确立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着眼于新的实际和新的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经过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十五大和十六大，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被进一步概括为：“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的提出和发展，为成功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提出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这是邓小平党建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反映了党的建设的发展规律。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作出过深刻阐述。他指出：党的建设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一方面，当政治路线正确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就会要后退一步”；另一方面，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加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认识不清、经验不足，党的思想路线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结果导致党的政治路线发生了重大失误；这种失误，反过来又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产生严重影响，造成严重危害。“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处于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刚刚恢复中央领导职务的邓小平，高瞻远瞩，率先提出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并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状况，提出了解放思想的新任务，赋予党的思想路线以崭新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1977年7月，他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四人帮’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给党的建设、党的作风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建设这个领域里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第2卷，第45、46页）。1978年9月，他又进一步重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第2卷，第126、127页）。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根据历史转折的新要求，强调必须以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

　　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强调指出：必须使党的建设“能够更加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新的时期，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必须坚定地贯彻执行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来进行的指导方针。”党的十三大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根本要求，即“党的建设问题，从来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新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邓小平党建理论指导着全党联系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这一正确方针，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这个思想，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更为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提供了指南。

　　提出靠改革和制度建设走出党建新路

　　坚持党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党建新路子，这是邓小平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邓小平关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反映了执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也反映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新时期党建总目标的根本要求。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执好政的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是，在党的制度建设问题上，他们虽然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却没能在实践中加以妥善解决，在领导革命过程中形成的许多好传统和一些好的制度，也没能通过制度建设把它们固定下来、坚持下去。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的生活中一直有许多好的传统和制度，“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第2卷，第330页）。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党内官僚主义和专断作风的滋长，“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第2卷，第330页），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邓小平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反复强调要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强调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第2卷，第333页）。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要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

　　邓小平关于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还建立在他对当时党和国家现行制度中一些严重弊端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这些弊端有思想作风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制度方面的原因。革除这些弊端，既要解决思想问题，更要解决制度问题，否则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对党的自身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邓小平认为，在条件和任务都发生巨大变化的新时期，党要坚持自己的领导，首先必须改善领导，除了要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根据邓小平的党建理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改革，要着重于以下方面：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的制度；切实解决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建立起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有效机制，实现干部新老合作与交替，保持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充分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

　　邓小平还提出要加强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建立反腐保廉的防范、约束机制，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等重要思想。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党内制度建设，并使其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邓小平的党建思想。党的十六大强调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并对制度建设作出了全新的概括，即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结合起来，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这不仅使党的建设的几个基本方面结合起来、贯通起来了，而且强调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要贯穿制度建设。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最根本的，无疑是重视制度建设，并不断巩固改革成果，以形成完备的制度体系。近年来，我们党陆续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党内法规，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相继制定和完善了若干规章制度或条例，使新时期党的建设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在世纪伟人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重温他关于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缅怀他为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就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和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领导全国人民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