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广东改革开放

　　冯立鳌

　　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着眼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上认识发展问题，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方针和原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发展观，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包括中国在内，社会主义一般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的，贫穷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之初的共同特征，于是就出现了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和曲解，以为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仅仅表现在制度和思想方面。邓小平的发展观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把生产力的发展视作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他深刻地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这就破除了以往人们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来谈论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从观念上把社会主义确立在物质发展的牢靠基础之上。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应当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就明确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实践后，他仍然认为：“再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不仅如此，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一切国内外现实问题，如精神文明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观作了极其精辟的概况，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

　　根据这一发展观，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引导全国人民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鲜明观点。“文革”结束后，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推动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面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制定了符合中国生产力实际状况的政策和措施，提出了“翻两番”的世纪内目标以及“三步走”的长远战略，并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全力以赴为此而努力。经过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我国的农业、工业和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总结这段辉煌的发展历程，邓小平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从中表现了他对经济发展极其热切的期望。

　　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全新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把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去认识，将其视作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手段，并且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与否作为衡量党的工作好坏的一条重要标准，体现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全新认识及其鲜明特色，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一大贡献。

　　社会主义发展的策略方针

　　对外开放——邓小平站在当代人类社会全局的高度观察和思考中国的问题，他看到了中国与许多发达国家的现实差距，又敏锐地发现了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缩小这一差距的可行性方法：“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方针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首先，开放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开放；其次，开放中对外文化的借鉴是多层面的，不仅包括技术、科学、教育，而且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与管理方法；还有，建立经济特区，推动对外开放的深度和速度。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方针使我国经济发展不仅获得了一种优劣对比的参照系，而且获得了走向繁荣昌盛的强大动力。

　　全面改革——针对我国制度建设上的缺陷和积弊，邓小平提出了改革的方针：“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必须坚持，甚至提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另一方面，他又尖锐地指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问题，提出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他提出了改革领导制度的设想；提出了把各项民主制度法制化的思路；也提出了判断制度好坏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教育先行——粉碎“四人帮”不久，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因此，他以急切的心情推动了新时期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完善。他认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他以极大的热忱向教育界提出了“三个面向”的要求，表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从十亿中国人的生计问题和保持国家稳定的角度论证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困落后的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他又说，如果中国搞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他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告诉人们，并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上认识这一问题，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定性。邓小平深入分析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理论直接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由此获得了蓬勃发展的市场手段，同时也获得了立足国际舞台更为稳固的根基。

　　以人为本——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人是其一切建设构想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增加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实质上也是从我国大多数人的生活问题与安全保障问题来考虑的。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是他制定国家大政方针不曾动摇的原则。社会建设的一切事情都要靠人去做。邓小平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因此，他大力倡导发展教育事业，大力推动体制改革、民主管理，较早地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标准。在他看来，人才兴旺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长盛不衰的保证。

　　协调发展——邓小平把经济的发展、民主制度的加强、科教水平的提高视作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共同发展体。在他看来，失掉或放松三项中的任何一项，我们的建设事业都会是不完善的，也是不可能最终发展起来的，三者的协调发展才能推动和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与上述三个层面的协调发展相适应，在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也都需要协调发展。如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的相互衔接，军队建设与地方建设的相互支持，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相互强化，两个文明建设的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协调，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相互一致，东部发展与西部发展的节奏性推进，还有社会主义大陆与资本主义港澳在一国主权范围内的相互支持与共存，等等。邓小平还认为，中国的发展应和世界潮流协调一致。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背景下，他大力倡导世界范围内的南北对话、南南合作，主张中国应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这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协调发展观。

　　作者系广州业余大学教授、社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