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江南时报》8月14日报道，佛山市正式发布《关于加强佛山市重大工程建设监督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对财政性投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实施新闻舆论监督的工作意见（试行）》，以规范佛山市重大工程发包和建设行为，预防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工作意见（试行）》提出，“市政府每年预算中安排一定的专项经费，解决新闻媒体在开展舆论监督中涉及的版面费、资料费、拍摄费、奖励费等专项开支。”

　　初读这则新闻，还真以为政府为媒体参与舆论监督创造了条件，但细一琢磨，发觉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情。试想：政府出钱请来的舆论监督能怎么监督腐败呢？反过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政府既然可以用钱请来舆论监督，那是不是也可以用钱让舆论监督走开呢？反正，花的是纳税人的银子，我需要你——舆论监督的时候，就用钱请你来，不用你的时候，就请你自动走开，大不了再给你一笔请你走开的费用。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是谁的悲哀？政府的还是社会的？如果说的话，那也是有限的。

　　政府出钱请舆论监督实质上是对舆论监督的误读，把舆论监督当作了可以买卖的东西，而忽视了媒体真正需要的并不是金钱，而是信息公开和政府部门放弃对舆论监督的排斥和抵制心理。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真的在乎“在开展舆论监督中涉及的版面费、资料费、拍摄费、奖励费等专项开支”吗？如果媒体真的在乎这笔开支，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媒体不是真正的媒体，也没有进行舆论监督的资格。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需要什么？需要政府部门对所采访信息的公开，而不是阻挠乃至破坏采访，更不能对记者进行威胁和恐吓。

　　一句话，媒体不需要政府出钱，更不需要政府支付版面费、资料费、拍摄费、奖励费等专项开支。只要政府部门抛弃害怕、防范、抵制心理，采取切实的措施公开相关信息，为媒体采访创造条件，就是对舆论监督最好的支持。事实上，舆论监督一直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舆论对不良风气、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渎职、腐败现象矫正、制约不力；而另一方面新闻争讼、新闻侵权不断增加,不正当干预、乃至压制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现象仍存在。就拿舆论监督的代表媒体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来说，在1998年，该栏目的舆论监督内容一度占到47％。但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不断下降，到2002年时仅为17％。其下降的原因不是政府不出钱造成的，而是不少部门采用不正当手段抵制采访，甚至侮辱、扣押记者造成的。

　　众所周知,舆论监督的要旨在于,公民通过运用舆论工具发表自己的议论、观点和意见,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缺点、错误和渎职行为以及其它社会不良风气、丑恶、腐败现象进行评价或抨击,以达到对社会运行中的偏差行为的矫正和制约。舆论监督是以公民对客观事实的了解为条件的,不了解则公民的评价、抨击就成为无源之水；而公民对客观事实的了解又是以一定的公开性为前提的,没有公开则公民的了解又成为无本之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健全、完善的舆论监督机制首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公开性程度。

　　舆论监督曾被马克思形象地称为“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是整个社会民主监督机制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监督形式。笔者觉得，政府要认识到舆论监督的巨大威力和影响并不是来自新闻媒介本身,而是来自新闻媒介所代表的人民的意志和呼声，新闻舆论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正确对待新闻舆论监督的新风尚，才不会出现“政府出钱请监督”的怪胎。(稿源：红网)(作者：朱四倍)(编辑：韩雪)